客家民性与魏晋天放时代

——客家文化新论之三

谭元亨

A、时代、地域与民性。一个民族或民系的秉性，总是与某个时代密切相连;同样，也与某个地域不可相分。某个时代浇铸了一个民族或民系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的情感色彩、价值取向、道德风貌，气质、品质等等。特别是所在的地域，对某一民族的民性形成显得重要，如提到客家民系，人们会想到魏晋六朝……。

任何人，只要是第一次接触到客家人，便会骤然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是如此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每每热情如火、自由放达、多姿多彩、刚毅开朗，不可抗拒等等。

他们对“中原之根”执著的思念，更是与任何人的故乡之情所无法比拟的;其寻根意识，已不仅仅是文化的底蕴了，那有他们的血脉、他们的生命所系。

见到他们，你只要是一个多少知道一部中国文化史的人，便立即地想起那浓于热情的魏晋南北朝年代，想起了那个年代的中原人。

B、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的时代。在经历了秦一统中原、汉独尊儒术的几百年以后，一个王朝的气数也已到了尽处，人格的萎缩自是一统的压抑所成，所谓“经明行修”，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对人格实践的要求推向了极端。于是，物极必反，合久必分，来了个军阀混战，乱世泉雄各据一方—这个朝代即魏晋六朝，它便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的一页，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存的痛苦更是登峰造极。然而，大的混乱，却使几百年的束缚、籍制得到了破解，人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的智慧、人的热情，也都能浓酣地予以发挥。所以，鲁迅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一代宗师宗白华也乐其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客家第一批先民南迁前接受这一时代的洗礼。

C、客家人拥有故土文化。当缓缓流动的历史无声而过，一切均在流变之中，那么，某个阶段的特色很快便会消失，一如汉魏六朝青春勃发的艺术精神走向了盛唐的成熟之际，人们对汉魏六朝的特色也就渐渐淡忘了。

历史本来就是这样。

然而，一旦历史被骤然截断时，这一段历史的横剖面给定格了，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尤其是历史在被截断之际，有那么一支民系同时被抛离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之外，他们会对这一定格的横剖面产生怎样的情怀?

于是，汉魏六朝，也就成为了破译客家人秉性的一把钥匙。

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民系秉性的探究，从更广阔的角度上去看，包括客家山歌、特性、民居……种种，也可以从那个时代寻到某种渊源、某个答案。

客家人，正是在这个精神大解放、思想大自由，但也是人生最苦痛的时代中，骤然被抛离出正常历史轨道，被迫开始了千里南迁……

那么，出发前的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就在这一刹那间给定格了—因为，这是他们在中原故土上最后的记忆!

而作为中原故土上的文化，在他们离别之后，已让连年的战乱，化作了一片废墟与灰土了，历尽劫难而不复存在了—然而，在远离故土的客家人心中，故土中原以前的辉煌却依然存在，依然栩栩如生。

著名的犹太人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曾在他的笔记中写下:

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

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无疑，客家人的精神，将永远萦绕在他们离别之际的中原故土——无论它是否已成为了灰土。因为，他们血脉相连，仍在激发他们前进与创造!

精神中的“故乡的月”，始终照耀着客家人的历史进程，所以，他们身上至今还显现出这“故乡的月”—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精神。

客家先民只是被抛离故土，抛离正常的历史轨道，但并没有被抛离于文化之外。文化与他们的生活、思想相辅的、并生的。文化固然有它一定的地域界限，但是，文化更具有人的群体界限。

D、中原文化在中原以外发扬光大。当故土文化已失落，或被摧残，或为另一种文化所占据，那么，文化仍随着大迁徙的群体客家人即其一在再生，在发展。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哲人们便已说过这么一句格佩:

礼失求诸于野。

这句话，用于千年后的客家人，无疑是再贴切不过了。

就这样，魏晋六朝的文化精神，便生机勃勃地在客家人身上延伸、劲抽新枝了。

可以说，这是老树上的新枝。

而当年的汉魏六朝文化精神，不也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社会中勃发的新兴潮流么—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被冠之于“清”字，形成一股文化的清流。

这一清流，也就随着客家先民的南徙，而走向了大江南北，一直到了东南沿海—也由于这一历史“定格”，使得客家人的文化精神，不曾似中原一般走向了衰败、自虐与萎缩，仍始终保持着新兴之际的活力与稳定，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民族的复兴，国民性的再造，作出了卓著的、特有的贡献—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换句话说，客家人保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种种秉性。这绝不是武断，而是事实。

这便是你一见到客家人，便立即联想到魏晋南北朝的原因。他们的苦难令你产生这样的联想，他们的放达更令你产生同样的联想。至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乃至于风度、习俗以及言谈举止，更让你有这样无可抗拒的联想。

客家人今日的开拓、今日的创造、今日伟大的文明，也无不让你联想到那个精神极为解放、个性极为自由、感情上极为浓烈、艺术极为丰富的时代!

客家人无疑是那个历史时代的骄子!

E、客家民性与客家精神。客家人热情如火，自由放达的天性，是一望而知的，这也是客家人区别于被儒家文化约束，每每善于抑制自己感情、显得太理智化的其他汉族民系的重要特征。尤其在南方，当物欲与商业化使得人际关系日趋淡漠之际，客家人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了。只要一步入客家地区，无论是在城镇，还是边远的山乡，都是这样。哪怕你平时不会喝酒，而在席上，在他们热情、豪爽的劝饮下，你都不得不喝上一盅……当然，这不仅仅表现在宴席上，平日，有什么难题，他们都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他们重感情，重义气，鄙薄那种斤斤计较的行为;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情义之重，是令人叹服的。

尤其是今日，客籍人士爱国爱乡之情，更是举目皆是，捐学堂教室、修道路桥梁、建医院兴慈善……踊跃而至，争先恐后，令人感慨万千。至于夫妻之间、邻里之间、乡亲之间以及朋友之间，那种浓情，亦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

这种热情，仿佛是源自于历史的深处。

的确，仔细探究，你也就不难发现，魏晋六朝，正是这历史深处迸发出的热情，一直被覆载在今天的客家人。正如宗白华所说的，“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尤其是正始之后，对人的评价—其时称之为“人物品藻”，则已把个性从属以至牺牲于名教的传统观念全然抛弃，从而把与人的主体个性及相关的情事情民才能置于第一位。这一来，对个性和自我的强调，使得人生价值的观念产生了逆转。

而个性与自我强调，莫过于让自己情感不受约束，无遮无碍地得到释放。

写到这里，竟不觉想起了当年稽康临刑的情景。

他太孤傲，太标榜自己的骨气，从而不可见容于浊世，以至几千学生挤在刑场上请求朝廷赦免他—而这，只会让噬杀成性的司马昭更下死了决心。他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从容地弹奏起那曲秘不示人的《广陵散》来。

曲终后，他意犹未尽地说:“袁考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不仅仅如此。他同时哀惋的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失落—如此凄婉美绝的故事，给后世昭示的意义，又如何能以言尽呢?

然而，那个时代的风骨，那个时代的风情，那个时代的风神，那个时代的风流，并没有“于今绝矣”，而是用他们的鲜血与生命，为中国历史建树了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并从此巍然自立于肉体与精神的酷刑之上，成为不朽的典范。且不道稽康之后，出了大书法家王氏父子，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大文论家刘舞、钟嵘……

而且，给南迁的客家先民也来了一个“定格”。

的确，把这么一个民系，与之相随的时代，即动乱而又辉煌的时代、杀戮而又英才辈出的时代相联系于一起，并且加以“定格”，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种臆测，一种妄断。当产生这一想法时，我踌躇了足足有五年之久，作为客家文化新三论前二论已纷纷为各报刊转载时，这第三论的若干观点，只出现在长篇(客家魂》之中，而且散乱，未予缀连，没有最后缝合。

也许，这种开放式的结论要更妥当一些。

同样，热情如火、浓于生命色彩的客家人的秉性，与中国那样一个精神大解放、个性大自由的时代，那样一个“独钟于情”、“称情直往”的时代，也同样是分不开的。

至于客家人传承的民族气节，做人的骨气，敢说敢为，冒险犯难;至于客家人传承的豪迈放达，无拘无束，自由开朗，达观进取;

至于客家人……种种精神;

我们都不难在这客家人第一次迁徙所处的这么一个时代的人文风光中，找到相应的对照—一

一方面，是美与善的传承，是这么一个时代堪可标榜于后世的种种优质的传承，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当然还有更多、更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是一种扬弃，在其具有正负面效应情况下，保留正面，去掉负面—这有如郡望自矜的观念。正面，是以祖先的业绩去激励后人奋发;负面，则摒弃其门第及等级思想，以及产生“二世祖”的弊端。当然，类似的观念还有。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即针对那个时代的没落、腐朽、颓败、完全是属于负面的一切，来个针锋相对—这也是前边所已提到的，客家人为何特别勤劳、节俭，严于律己，正是汲取了六朝靡丽、墉懒、腐败的教训，从而在千里南迁的苦难行程中重铸了自己。

老树，就是这么获得再生，重新抽出了新枝。

一个民族，也就靠这样的新枝而得到更新与再造，从而摆脱衰败与死亡的。

动乱、分裂，是那个时代一切苦难的根源，给人们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深远的影响与痛楚。客家人无疑是这种历史创伤的产物，其身上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观念便是由此而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动乱与分裂，在这个民系身上打下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动乱、分裂，却又给了精神与个性得以自由解放的机会，没有了大一统的籍制，精神的自由之花也就随之盛开了，各个政治集团，乃至军阀集团，都需要一批才智之士，一批有名望的家族来辅佐。这样，精神的气候，又相对宽容得多，开放得多，这才有了一批前追古人、后耀来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豪的出现。

这就决定了客家民系的双重性，他们经受的历史磨难与所赢得的历史声望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所形成的秉赋之优越与命运的多并更是无法分开—他们，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的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