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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杨宗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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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是界定客家人的首要标准
杨宗铮
客家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怎样的人是客家人?如何界定客家人?论者众说纷纭,主要的有地域说、源流说、亲缘说、民风说、方言说等等。
本文不去评说各种论述的是与非,只是简要论证这么一个观点:客家方言是界定客家人的首要标准。
一、语言是民族、民系的重要特征
每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其中,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可以有无文字的民族,但没有无语言的民族。各民族用本民族的语言作为重要的或唯一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在生产活动中,在民族发展进步中,都离不开语言。因此,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最重要的也就是看他操何种民族语言。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都经历过无数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其民族语言也随之而产生、发展以至成熟。汉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不断抗争,不断发展,至近代,形成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但是,也由于汉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战乱,整个社会分分合合,多次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其中一部份移民长期生活在与汉民族主体相隔绝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最终形成了一个民系,一个与汉民族主体有千丝万缕关系而又具有自身显著特征的民系。这样,原来统一的汉民族语言在各个民系的居住区域就会出现差别,形成虽未分裂却各有特色的语言分支一方言。汉语的八大方言(包括客家话)就是这样形成的。
现在已形成了共识:我国从西晋到明朝初年,原来居住在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至少有三次向我国南方的大规模迁徙,从而形成了客家民系。由于中原汉族南迁后,长期生活在我国东南粤、闽、赣山区,与中原的联系隔绝,久而久之,中原汉语的固有成份有些保留下来了,有些却逐渐改变或消失,同时,也吸收了当地住民(如畲族人民)的语言成份,互相融合,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方言。因此,客家方言是伴随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的。客家方言与客家民系相伴生,同发展,共形成,客家方言成了客家人有别于其他民系(族群)的重要特征。所以,客家方言理所当然地成了界定客家人的首要标准。
二、从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探索某个民系(族群)的形成和发展
正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首要特征,方言是民族内部某一民系或族群的首要特征,因而,从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现状,即可探究出某一民系或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据专家考证,客家方言中保留的周秦古音较少,与明清之际形成的北方话也有较大差异,它更多地是保留了两晋至唐宋期间的中古语音,这就说明了,从晋至宋期间南迁的中原汉人,是构成客家先民的主体。客家先民在我国东南部粤闽赣山区世代相传,由于社会动乱、山河阻隔,逐渐与中原地区失去了交往,而形成了汉民族中一个独特的民系。由此观之,所谓客家主体是“古越族”的说法是错误的,所谓“客家人的根在今客家地区”的见解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同一源流的人不一定属于同一民系或族群
是否历代从中原南迁的汉人都是客家人呢?非也!江浙一带的吴人,福建的闽南人,湖南湖北的楚人,总之,江南各省的现住民之祖先,也大都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有些族群的南迁时间或路线甚至与客家先民相交错。怎么去从众多的南迁汉人中界定客家人呢?如果采用方言这一首要标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操客家方言的南迁汉人是客家人,而同样是南迁却不是说客家话的,就不是客家人,而是另外一些民系或族群。因此,“源流”说不能作为界定客家人的首要的或唯一的标准。
四、地域不应成为界定客家人的重要标准
客家人大都聚居在粤闽赣山区,但也不全部居住在这块地方。有些客家人继续外迁,向西到了湖南、广西、四川,向南到了深圳、中山一带南部沿海,有的甚至飘洋过海,客居海外。因此,用“地域”来界定客家人,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判断这些人是不是客家人,其首要标准也只能是客家方言。我们说湖南东部与江西交界处的浏阳、茶陵、炎陵等地有客家人,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些地区的居民说客家话(当然与梅州地区的客家话有些区别)。有些地方存在客家方言“孤岛”(如四川华阳凉水井地区),也就是说居住在这“孤岛”中的是客家人。烟波浩渺中的毛里求斯有不少能说客家方言的人,这些人也是客家人。客家方言,在这些非纯客居住地区,更显现出作为客家人的突出的和重要的特征。反之,即使是居住在纯客住地的人民,因不会客家话(或后天学会的客家话),也不能视为客家人。这正如会客家话的叶剑英到了北京仍是客家人,而在梅州工作的不会客家话的人不是客家人是一样道理。
五、“亲缘”说与客家人
移居海外的客家人,或者在祖国各地工作的客家人,其后代有些已不说客家话或不太会说客家话了,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客家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客家方言是否仍然可作为界定客家人的首要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对于这些“客家后代”,由于已不说或不会说客家话,从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客家人,但可称之为“客家后人”、“客家后裔”或“客裔”。笔者是地道客家人,在湖南生活已近四十年,我的子女都不会客家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客家人”,他们会瞪着眼睛,感到茫然。但如果他们坚持问祖寻根,说自己是客家人,并以此为荣,那也无妨,也无错,因为他们的先辈是客家人。这正如移居外国的中国人的后代,有些已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们称他们为“华裔”,但他们说“我是中国人”也无妨、无错,因为他们的祖上是中国人呀!
六、民情风俗与客家人
民情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或民系)的某些表征,但决不是这个民族(或民系)的最重要的特征。有些论者依据毛泽东祖母墓碑上称”儒人“(宋代对五品官、明清对七品官之母或妻的封号,是宋以来客家妇女独享的尊荣),湖南韶盯一带如客家农村一样用大锅烧柴火做饭做菜,等等民情风俗,就判定毛泽东以及韶山地区人民是“客家人”,这似乎太勉强。据考证,韶山地区的人民,是清代从江西迁去的,他们与附近的人民一起,已形成了独特的湘方言的一支,其语言与客家话大相径庭,因此,不宜称他们是客家人,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判断一个族群,一个民系是否客家人,语言仍应成为首要标准。
六、结论
斯大林曾说过:“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6页)斯大林深刻地说明了语言与社会发展、与人民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研究一个民族(或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必须把它与语言(方言)的发展史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说,研究语言(方言)的产生、发展和现状,是探求这个民族(民系)特性的重要手段。客家方言给客家人烙上了深深的民系印记,讲客家话的是客家人,客家人讲客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