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

——再论客家形成于南宋时期

谢重光

一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这是当前客家学研究中比较关键而又分歧较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对于民系形成的标志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民系是民族的分支，所以判定民系形成可以借用我国学界通行的判断民族是否形成的四要素作为标志，这四个要素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其中尤以共同语言即某一地域的方言是否形成作为最重要最显著的标志。①本文着重从客家方言的形成来看客家民系的形成。最近李如龙先生在梅州召开的“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提出，要界定客家，除了集中居住地域外，主要的因素是风俗、意识和方言，而方言是最重要的。韶关大学的曾祥委先生在《试论“客家”》一文中②提出客家民系是在“客方言群”出现之后才形成的。“客家方言群”是如何形成的呢?曾祥委先生说:“大批移民南迁，其进人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经过整合形成了客方言群。”“进人闽、粤、赣三边山地的移民，只有机缘凑合，才得以形成客方言群。这些机缘是:1、原住民人口不占优势。2、远离经济文化中心。3、封闭的环境。4、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由于三边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文化中心，因而客方言群在南方族群使整个族群养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族群的根在北方，在中原，族群是正统中原文化的继承者。”

把这一“家方言群”的特点略作归纳，便是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心理，而且他们这些特点明显区别于其他南方族群，彼此径渭分明，不相混淆。由此可见，当客方言群形成之时，这个群体作为具有鲜明经济、文化特点的族群已是客观的存在，该族群的内部有着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亦即群体认同感。客家人常常说的“在客家人中，客话是最好的通行证，比什么介绍信都管用”，就是对客家族群群体认同感的形象说明。因此，“客方言群”的形成，实即客家族群的形成。尽管此时客家群不一定被称为客家，但是它的族群特点与今日客家族群特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概括以上所论，我们认为，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四个要素来判定民系的形成，还是比较相宜的。四要素中“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一项，实已包含了群体认同感的内容;而共同的语言一项，在四要素中一般是最后形成的。当不同来源的移民与当地土著经过长期的整合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之时，一个富有特点的族群也就形成了。把这一理论用之于客家，那就是当客方言群形成之时，客家族群就形成了。

二

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既明，进而要探讨客家方言形成的具体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语言学者们的意见又不尽相同。

罗美珍教授认为，客家话(按:应指南迁客家先民使用的语言)在唐宋以后独自发展演变而使词义或用法与原来有所不同。通常一种语言从它脱离祖语而独自演变开始，到正式形成一种与祖语有一定差别的方言，要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这一规律，她推测这个过程到南宋才正式完成，也就是说，客家方言是到南宋时才正式形成的。③

周振鹤、游汝杰认为，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政区地理有密切的关系，“在那些辖境长期稳定的州(府)中……州(府)内方言的一致性就表现得异常突出。”“现代汉语方言区和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是跟南宋时代的一级(路)或二级政区(州)的界线是相重合的。这是因为宋代政区划界时已考虑到人文地理因素，而方言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又因为现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的格局到南宋时已基本形成，后世改变很少。”④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客家方言的分析，我们看到，南宋以来闽西的汀州和赣南的赣州、南安军的豁境就长期稳定，这三个州军的界线恰好与客家话在闽西、赣南的分布重合。那么，人们有理由推测，客家话在南宋时业已形成。

张卫东先生认为，“客家先民早在唐末离开了江淮，即脱离了官话区方言演变的一般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自行其是的道路。有宋一代，客家先民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暂居江西南部。这一时期，客家人所操方言，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但它的演变条例几乎全不同于北方官话的变化，又没跟赣方言混同。这标志着这个方言已经完全独立。”⑤在这里，虽然张先生的论证与历史事实略有误差，因为宋代客家先民已有相当大的部分迁人闽西了，但他关于此一时期客家人所操方言已经完全独立的看法，大体与上述罗美珍、周振鹤、游汝杰诸人的观点近似。

但张卫东先生又主张南宋时，客家话还没有完全独立。他说，南宋时代是汉语各方言进人浊音清化的时代，此时客家话不论平仄，一律变为清送气塞音、塞擦音，“在这一点上，客赣完全一致，当是赣语对客话的最重要的影响。这也表明，此时—南宋时代，客家话还没有完全独立。”他认为，客家话的完全独立，应是以它的语音系统同江淮官话明显分离为标志。通过对比从《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到《西儒耳目资》(成书于1626年)提供的我国语言发展演变资料，他判断客家方言产生于明朝中叶。

我们认为，张卫东先生关于南宋时期客、赣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完全一致的观点，是据现时客、赣方言的特点推论出来的，是否有合于南宋时客、赣方言的实际，尚有待讨论。即使这一推论正确无误，也还不足以论证当时“客家话还没有完全独立”，因为直到今天，客、赣方言还有许多特点相同，以至有的语言学家主张把客赣方言归为一类。但是客、赣方言的差异也很多，所以语言学界最后还是比较一致同意把客、赣方言区分为两种方言。如果有人据现时客、赣方言还存在诸多相同之处，断言客家话至今还没有完全独立，岂非大谬不然!

我们还认为，要弄清客家方言的形成、演变情况，单注意赣南不行，单注意客家话与赣语的同异不行，还要注意闽西、粤东的情况，特别是历史上住居闽西、粤东的客家人(或客家先民)所操语言与其相邻地区语言的同异。要通过共时性的各种方言的比较，考索各方言的历史演变，最困难的是历史资料的缺乏。在这方面，笔者掌握了几条相关文献资料，或可供语言学者参证，引述如下，以为当芜之献。

一、(永乐大典》卷7895引宋代某氏《漫游集》《过汀州》诗一首，有句云:“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说明当时汀州已有自己的方言，其语言特点与通行于福建其他地区的闽方言迥然不同。

二、(永乐大典》卷5343“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按潮州旧志以《图经》为名者凡三部，成书都在宋代。⑥据此，则宋代潮州、梅州已各有“土音”即方言，彼此不能相通，而界于潮梅之间的居民所操的方音则与梅州方音相同。宋代的潮梅之间约当如今的丰顺、大埔等县地，都是操客话的地区。可见当时不但形成了潮州和梅州两个方言区，而且其地域分布也与今日之状况大体相似。

以上两条是直接有关宋代闽西、粤东地区方言的资料，此外还有一条间接资料，是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论广西钦州五种居民的材料，可供比较研究，录之于下:

“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萎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理人，史称理撩者是也。此种自蛮嗣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言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蛋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⑦

文中所说的“西北流民”，实指南宋境域以外的整个北方而言，非特指今日之所谓“西北”。“西北流民”即自五代开始从北方避难迁至钦州定居的人民。他们生活在土人、理人、蛋人等土著民杂居的环境中，相邻而居的还有来此射耕的闽人，环境条件与同一时期移殖赣闽粤边山区的客家先民非常相似。由五代至南宋初，大约经过了2田多年的发展，他们仍保持“语言平易”，即基本保持了自家乡带来的北方话;但“杂以南音”，说明在发展中也吸收了上述土人、理人、蛋人等土著居民的语言成分。应该说这就是一种以北方话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的新方言。那么，入居赣闽粤边山区的南迁汉人，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到南宋初或南宋中、后期，形成一种兼有北方话和当地土著语言两方面特点的新方言—客家方言，是完全可能的。

综合以上直接、间接史料，我们认为语言学者中关于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客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⑧，既然作为民系形成四要素的其它三个要素在宋代已先后成熟，⑨客方言在南宋时期又已经形成，那么，我们说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或于史实较为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