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分布及其形成

韩振飞

赣南，是客家人的聚居地，现有700多万客家人，赣南与闽西、粤东北相连，成为客家民系的大本营。

客家民系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就是那保留有中原古音的客家话。但是，赣州市作为赣南的中心城市，其居民虽然在文化心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传统等各个方面与客家人毫无二致，唯独在语言方面与客家话形成强烈的反差—赣州城的居民说的是地道的西南官话，从而在客家话语言区这片汪洋中形成了一个说西南官话的赣州方言岛。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探索客家问题之学人的关注。本文拟就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分布及其形成过程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西南官话的分布

赣南在文化分区上，属于客家文化区，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地区，只有赣南才有西南官话方言岛。在行政区划上，赣南属于江西省，而且这种隶属关系从西汉就已确定，但在江西全境，也只有赣南才有西南官话方言岛。

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分布共有两大片，除赣州市以外，还有信丰县一片。

1.信丰片

信丰片西南官话的分布，是以县城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径大约6公里的方言岛，由于受地理环境和村落布局的影响，其等语线所构成的图形，只是一个近似的圆形。

信丰片西南官话方言岛的范围包括县城所在地嘉定镇的全境及城郊所在地同益乡的大部分行政区域，人口共计4万火左右。

2.赣州片赣州片西南官话的分布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旧城区、河套区(新城区)、水西区以及现代工矿区等4个小区。

(1). 旧城区

赣州的旧城区在宋代就已形成，以城墙为界，面积3.1平方公里。旧城区人口从宋代至民国时期，一直都维持在4万人左右，旧城区是赣州方言岛的核心，其居民一直都说西南官话，目前已有人口10万人以上。

(2).河套区

河套区的面积约8平方公里。明代以来，河套区的南门外一带，就是驻军的兵营及演武操练的教场。据考证，河套区在清代初年，已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说西南官话。清末至民国时期，河套区已有90%以上的居民说西南官话，只有极少数的家族说客家话。时至今日，河套区已全部被开发建设为新城区，并与旧城区连成一片，现有居民12万人以上，全部都说西南官话。

(3).水西片

水西是由章江冲积而成的一个长条形河谷小平原，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江，与赣州城隔河相望，属于水西乡水西行政村，目前绝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自宋代以来，水西就是赣州的蔬菜与水产品供应地，明代以后，此地还是赣州对外水陆交通的起始点，在此设有水西释，从北宋熙宁开始，一直与赣州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清代，在西津桥的上游，还沿章江形成了一条水西街。

水西区的面积约l平方公里，现有人口近5〕I)人，70%以上的居民说赣州话(当地把西南官话称作赣州话)，即使是说客家话的家族，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双语制，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流利的赣州话。在水西区，赣州话是占优势地位的公共语言。

据调查考证，水西区说赣州话的主要有郭、蔡、龙、刘、钟、秦、罗、赖、谢、王十个姓氏的家族。一小部分家族，从明代后期开始，就已经说赣州话了，如花园里谢氏、红门楼赖氏、水西街龙氏。

(4).现代工矿区

建国后，由于在赣州城郊区陆续新建了一些工矿企业和开发区，从而使西南官话的分布也随之扩展，较为典型的有虎岗工业区、黄金岭开发区。

目前，赣州片包括以上五个小区，说西南官话的总人口已达到了大约26万。

二、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形成

西南官话在赣南的分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特征与西南官话在广西和湖南省的分布与发展颇为类似。在广西，“越是较大的城镇，汉族人比率越高，因此，在较大城市中是通用汉语(当然包括西南官话)，随着城镇规模减少汉语通用程度减少，到了农村地区，则基本上使用壮语。”在湖南，“官话的影响是湖南省方言的重要特点，尤其是在大城市。自北而南和自南而北的官话势力使许多县的方言特征趋向官话，甚至连东安这样的使用典型南片湘语的县城，也同时存在官话。”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即西南官话的发展首先出现在较大的城市，然后才影响到下属次一级的城镇。换言之，赣南的两片西南官话区，赣州片的出现必然是早于信丰片。事实上，信丰片西南官话较之赣州片的西南官话，的确夹杂着更多的客家话成份，正因为如此，信丰片的西南官话又被形象地称作是夹烧官话。

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赣州城在历史上曾通行客家话(限于篇幅，不在本文论述)，那么，西南官话又形成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赣州历史上的一个难题，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任何文献中找到有关的明确记载。在赣州，只是在民间代代相传，说赣州话的形成，是明代王阳明当年在赣州任巡抚时推行官话的结果，而且还说王阳明也曾经在广西推广官话，所以赣州话与广西官话相通。但是，语言学界对这一口碑材料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因为，靠某一个官员用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改变一个城市的公共语言的。且不说在文化落后的古代不可能，就是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也不太可能，试想，推行普通话的工作已进行了这么多年，又有那一个城市因此而改变了原来的方言呢?因此，赣州城由通行客家话变成通行西南官话，一定是和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关。

笔者以为，要想在目前直接史料网如的情况下，找出赣州西南官话形成的原因，应该首先确定赣州形成的大致年代，然后再到那个历史时代的横断面中，从移民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根据笔者对赣州市郊部分说西南官话家族的谱谍研究表明，赣州片西南官话形成的年代，不会晚于明朝。

资料一:水西乡塔前村钟氏，其家族后裔虽然散居于湖边乡、水西乡和河套区三康庙等地，但仍然是全部都说西南官话，原因就是塔前村的开基祖当年就是说西南官话，故整个家族必须惜守“宁卖祖公厅，不卖祖公音”的祖训。检其谱谍，十六世祖富鼎公生于明崇祯二年，于清顺治三年17岁时由信丰牛栏岗迁居塔前村定居。1976年钟氏与信丰县联修族谱，据追踪调查，富鼎公迁出地系信丰县龙舌乡小溪村，当地钟氏至今都说西南官话。

资料二:蛤湖乡横江村宋氏，共有1000余人，分为两层，大房近2(X)人说客家话，二房800多人说西南官话，原因是二房的祖公娶的老婆是说官话的赣州城里人，所以后代都跟着祖婆说官话。查其家谱，二房祖公臣忠，生于明万历壬子年，先后娶有七房妻妾，但仅有崔氏、蔡氏两房生有子嗣。崔氏生于崇祯庚午年，蔡氏生于崇祯丁丑年。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赣州的西南官话与广西桂柳片最为接近，两者当有渊源关系。时至今日，赣州人在桂林竟然可以用赣州话与桂林人相互对话。而桂柳片西南官话的形成，又不会早于明代，这样一来，赣州西南官话的形成，就应该是在明代中期前后。

有明一代，民间自发移民的总趋势是由东往西，由客家地区向非客家地区，明代赣南接受的移民基本上都来自闽粤两省，故赣州西南官话的形成与自发的移民活动无关。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来看，屯田的情况在赣南可以说是不存在，那剩下的就只有是屯军性质的移民了。

明初洪武十六年，朝廷设立赣州卫，驻军56叨人，首脑机关设在赣州城市中心。前已提及，古代赣州城的人口大约是4万，这5以刃名驻军已占到了赣州城人口的14%，更何况赣州城自宋代以来就一直是东南地区的商贸重镇，4万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商人，再加上驻城的各级官员及他们的幕僚、眷属等，他们和驻军一样都说官话。这样一来，赣州城内说官话的总人口就将近占到了说客家话人口的1/3，而且说官话的群体还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可以说，从明代初年赣州卫驻军开始，赣州城的语言就已经开始由客家话向官话转变了，但这一转变是渐进式的，而且非常缓慢。造成赣州城语言由客家话向西南官话发生根本改变的时间，则当是在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

明代中期，赣南山区爆发了以闽广客家移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为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弘治八年开始，设南赣巡抚一职于赣州，以加强对驻军的管理。正德三年，“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陈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狼兵督副使王秩等击之，获积钦，俘斩千七百余人。”狼兵系明代广西东兴、南丹等地归顺土司的亲兵，而东兴、南丹等地恰恰又是西南官话的语言区，狼兵所讲的汉语自然就是西南官话。当时调来的狼兵数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既然是5000多名郡兵都不够用，那么调来的狼兵总不会少于郡兵吧。广西狼兵进驻赣州城，对赣州西南官话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至此，西南官话已经在赣州城基本形成。

明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王阳明驻赣州一共四年，主要是统兵镇压湘赣边界和粤赣边界的农民起义。这期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王阳明不得不在赣州城采取一些强化官话的措施。一是驻节赣州，作为闽、粤、湘、赣四省最高的军事长官，其辖区内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单就语言区来说就包括了客语区、闽南语区、湘语区及官话四大语言区，为了保证军令的畅通，必须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自然就是官话了。二是赣州城中的驻军，多有与农民起义军私通的情况，同治版《赣州府志》载:“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黯隶洁之。”为防止农民起义军混进赣州城中打探军情，战事紧张之时，王阳明曾规定，凡是不会讲官话的人，一律不准进城。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水西菜农才开始学会讲西南官话了。虽说赣州城西南官话的形成并非王阳明个人靠行政手段推行的结果，但王阳明却在赣州为巩固西南官话的地位，发挥西南官话的社会功能，以及使西南官话在赣州得以流传诸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