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客家源流及其居民族属演变

廖炳贤

黄振耀客家先民来自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汉族一支。五华上古居民历史上属百越(粤)族，秦汉以后中原汉民因出仕、戍卫、避乱、逃荒、经商、勤王等逐步渡江向南来，部分定居下来。从西晋起至宋元之间，由于中原政治变动和帝都南迁，致使更多中原人包括客家先民迁至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定居。期间，梅州成为客家人较为集中居住地。今只就梅州属五华作一简介。

一、五华客家由来

据五华考古，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五华已有人类在琴江、五华河两岸居住繁衍，从事狩猎捕鱼等活动。194()年外国神父麦兆良往粤东考古时，曾在古县城区(华城)上岭古文化遗址发现一批石器、陶器，便是证明。建国后1957年又在县南棉洋镇罗城“雄鸡拔翼”岭(地名)发现有占地3仪C平方米左右的土坑墓群。1982年8月和1984年4月，县文化部门又在该处采集和出土一批古遗物，计石器有刀、锌、链、残石器具等，陶器有釜、碗、器座等共35件。据分析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坑群。1982年10月，进行县内文物普查时，在县北转水镇矮车塔下山近溪处也收集到一批石器，如斧、矛、锌、链、石环、砍砸器，这批石器多呈灰褐色、灰黄色，也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或早些时期的遗存。从以上几处古文物的发现，证实在春秋战国时，已有人类在五华县境生息活动无疑。据明清(长乐县志)记载，秦汉时，南越王赵佗曾在县境筑“长乐台”以迎接汉使陆贾，归顺汉王朝。1982年5月文物普查中，在华城狮雄山塔东侧约200米处的山岗上发现了秦汉建筑遗址，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试掘250米(揭露面)，已发现有石路、柱洞、一大批板瓦(不同类型的索纹瓦)、筒瓦、瓦当等建筑器材及石器具、陶器(如罐、碗、盂、网坠、纺轮等)。初步证实此处是汉代行宫式遗址，证明秦汉之际，五华和岭南各地‘样，属于中原中央政府管辖地区。只有到宋元时代，客家先民经过辗转南移，不断从赣闽两省入粤，一部分迁来五华定居，据各姓谱族所载，以福建省迁人的占多数。从江西省境直接迁人长乐的也有一定数量，如宋姓自江西瑞金县、魏姓自江西石城县、温姓自江西宁都县人粤或直接迁来五华定居。有些同一姓氏则分别从江西、福建两省迁人本县。如邓姓一支从江西安远县人粤，另一支从福建宁化人粤;陈姓的一支于宋代由福建上杭县迁居安流，另三支则于明代(1291一1科9年)分别由江西、福建二省迁人五华横破、双华、转水等地。从迁入五华的时间来说，据各姓族谱记载:于宋代迁人的有古、陈、邹、周、黄等姓。古姓入粤后，于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由梅县移居五华梅林。陈姓早迁人的一支是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由福建上杭迁居安流。邹姓于宋末德佑二年(1276年)由福建泰宁县经大埔，后迁人五华华阳。以上各姓是较早迁入五华定居的，他们多集中居于琴江上游沿岸的丘陵河谷地。其余姓氏多于元末、明初或明代中期先后人粤，多处试居后移至五华定居的。这些较迟定居五华的姓氏，除少数外(魏、张、曾、万等)，大部聚居在五华河沿岸或离五华河、琴江较远的山区。古县治华城老镇区内，则姓氏较杂，这与历代县署官员、衙役留下定居有关。

从各姓的族谱堂号、堂联考查，人居五华客家先民都保留其先祖在中原祖居地和官爵的记述，如李姓的“陇西堂”，陈姓的“颖川堂”，证实分别是来自今甘肃陇西县和颖水的中原地带。廖氏的堂号“武威堂”(另一称“世彩堂”)，该姓在福建省永定县一宗堂联: “源出武威汝南，历周汉唐晋宋元明清，世推望族;派盛楚豫闽粤，数公侯卿相台桓督抚，代显伟人。”此堂联记述更具体记述该姓西迁南迁情况，即始居今甘肃省武威初迁河南省汝南，至清代，先后在湖北、江西、安徽、江浙、福建、广东等省各地繁衍。廖姓族谱还述及:西晋时，因廖延龄公曾任武威太守，后裔取武威为堂号。至唐代贞观年间延龄之孙崇德任江西虔化县令，崇德即为赣闽粤各支的始祖。其曾孙琼谊再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寨，此支后裔散居在福建上杭永定一带。至宋代时，崇德之第10代孙仲达出任武尉，镇宋梅州，视其风景之美迁居于此，成为今梅州之开基祖。仲达之曾孙得元于明嘉靖初年又从汀州迁广东兴宁开基。得元之子敬斋生9子，他们又迁梅州、惠州、潮州各地，五华廖姓即在此时开基的。上述情况可粗略窥见廖姓客家先民历代南迁的路线及其后裔分布状况。

自晋唐五代至明清朝代，历千余年，从中原辗转人粤的客家先民，据谱碟史料记载看来有几种类型的人:一是大部分属平民百姓，为避兵祸(如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战事、宋末元兵人侵)或遭遇各种灾荒举家南移，寻求安定之地，这是主流;二是出仕南方，带眷家居繁衍;三是随军征战南方，溃散后流落当地客居的士卒;四是后三种只是因工因商关系，定居当地的。

二、五华客家人口及民系主体

五华古称长乐县，位处粤东山区。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ro71年)，才从兴宁分出，单独置县。至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五华县。据明清《长乐县志》记载，明代之前户口不明。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记载。全县有868户，3291丁口(男16一56岁为丁，女为口)。至明嘉靖元年(1522年)有1708户，9203丁口(此时已割出兴乐都56户人龙川县)。明天启三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23一1686年)期间，全县有1639户，麟60丁口，数字倒比嘉靖初年减少，其间39年丁口无增减。至清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公元1766一1771年)，全县有8142丁口占地3226.1平方公里的县份，仍不足万人，这些数字令人置疑。但据史载全县丁口数增长缓慢，或时增时减，变化不大。究其原因:一是部分百姓为逃避苛税摇役而少报;二是地方官吏贪图省事，一二十年不变，敷衍造报，或用二本帐，一份送官府，一份立另册吃空额，从中贪吞赋税;三是清廷倡导“湖广填川”用奖励政策动员大量农民迁人四川垦荒有关，这可能是主因。据本县廖氏族谱载，观峰公，所生8子的后裔多数由五华再迁至四川，并留有一部分人仍居广东各地，故有“四川无八(房)”的说法，即是在廖氏10世观峰的8子中有7子的后裔迁居人川，只第8房满子未迁川。据知在四川廖姓建有10座观峰公祠，可见其子孙之众，其11世以下后裔人口远比五华祖居地多得多。从该廖氏10世，传至现在23世，已有10多代，如一代25年计，距今也有300多年，此时还是处于清康熙奖励迁民垦荒年代。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下令各省编审人丁，将增加之数尽行开报，另立清册，永免加赋。雍正五年(1717年)又颁令将丁银摊人地亩，自后所报人口数较实。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全县所载人口为213545人。民国20年(1931年)，有356638人;民国30年(1941年)，因受抗日战争影响人口减少，全县有328937人。至1949年建国后，全县有4叨802人。1953年全县经过人口普查，有432938人;19麟年，有532635人;1982年，841059人。至新编县志下限时的1985年，有903234人。1996年，已有1093270人，比清嘉庆二十三年(1515年)213545万人增长4倍多;比1949年40万人增长1.725倍。

客家人自迁人五华定居后，较大量的再向外迁移，是在元兵南侵至县境时和清朝移民人川垦荒政策下颁时期，一部分地方受连年灾害饥荒影响，致小量举家外迁的也有。据知，从五华落居后再迁播省外的有: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以及香港、澳门、台湾(新竹、苗粟、高雄、台中)等地。至19世纪中后期，因受太平天国影响或迫于饥荒，向外谋生，迁到国外的华侨华人，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近年据统计居住在港澳台及国外的华侨华人约32万多人。

据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为927以0人，其中汉族926914人，占99 .8%，汉族人口除极少数属广府人，潮州人外，都是客家人，少数民族11个共125人，只占总人口的0.02%，他们均非本地原有居民，而是因工作或婚姻关系人住本县的。从现有五华居民情况看，纯属汉族客家民系;从各姓族谱记载分析，绝大多数都是宋元之际，因战乱等原因由江西、福建迁来的，先祖是自两晋以来从中原南迁的汉人，各姓祖居地及其迁徙路线、繁衍世系都很清楚。可见五华客家族群的主体是中原南迁汉人无疑。

但是，从千百年的民族融化情况分析考证，在五华客家人中，也存在着曾经有部分畲、瑶民族被客家同化的可能。如新桥镇等蓝姓村民，约近5000人，他们的同宗居住于龙川县的就已恢复了畲族的族属。80年代该镇蓝姓居民也曾打报告向省政府申请恢复畲族族属，后因立据不足，广东省政府于1986年将原件退回，要求他们补充上报。但他们大部分人均认为:时代久远，生活习俗已与汉族客家相同，相互联姻多，又不受歧视，从而淡化了对恢复畲族族属的要求。这种迹象，可以说明在历史上是曾经有过民族融化的，但并非客家被畲瑶同化，而恰恰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