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的历史渊源及客家精神简释

刘惠生

一、“客家民系”一词的内涵与外延

“客家”一词的称谓，在古代对于甲国人去乙国任公卿称之日“客卿”，如苏秦任六国卿相。而对于外地迁来侨居本地的居民户称之曰“客户”，以示区别于主户。指明了客户的内涵。其实中国之客户名称并非始自唐代，而是自远古以至西晋永嘉之时就陆续相继出现。特别是从西晋开始，由于战争原因，北方人民逐渐向南迁移。据《新方言岭外三州语》载:“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广州人谓之客家。”另一说法是:“古代以黄河流域逐渐南移到南方之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等省区的民系，均为客家。”还有一些在他省任职州郡或县一级的行政长官或僚吏，因恋异乡风光，或因战乱不能回故乡，便寄籍客地立户，亦称“客家”。由此可知“客家民系”一词，系客户的总称，因之外延于海内外。她是以汉民系为主体，以姓氏为系统所构成的一个总体，简称“客家民系”。

二、客家民系南迁的历史渊源

客家民系的渊源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远古直到西晋末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社会情况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采用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给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在这些措施中，其中一项是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及豪强之复辟活动，于是便进行了大移民活动，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到咸阳，一部分分散到巴蜀等地。又迁内地罪人去居住。从而将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地。发五十万人守五岭(即五岭山地带)与越人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人南方后，岭南开始成为中国领土。这些被迁徙的豪强富户(汉人)和被徙内地的罪人(汉人)去游牧地区居住以及五十万人守五岭与越人杂居的汉人便定居在那里，成了当地的“客户”。也是中国史上有“客户”一词之开始。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延伸，发展到今天而称为“客家民系”。

秦朝由于法令苛刻严历，激发大批人民起义，秦政权很快被推翻。公元前202年，刘邦做了皇帝建立汉朝。为了巩固政权，削弱豪强势力，同样迁徙六国诸侯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十余万人人关，使之在关中定居。于是山东旧豪强被迁徙了，而新豪强一时难以兴盛起来，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此外又分封同姓子侄为王，到封地去坐镇，如封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封弟刘交为楚王，封侄刘澳为吴王。以后又封幼子刘发为长沙定王。这些王的子弟便在封地内定居下来，而且又陆续不断地分徙于全国其它各地，成为当地的客户。到景帝时，地方官很少调动，世代做下去，官号竟成了姓氏，如管仓的姓仓，管庚的姓了庚。于是这些官的后裔便成了当地客户。

东汉末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结果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虽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移民情事出现，但是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向西南迁移的情况时有出现。进人晋代，特别是在西晋永嘉时期，司马氏在北方被胡人追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逃到南方来，在王导的扶持下，建立了偏安一隅的晋室政权，史称东晋。

(二)从东晋建立至北宋末年为第二阶段

五胡乱华，使得北中国由鲜卑、匈奴、揭氏、羌五个民族所据而出现南北朝对立状态。而北方迁到南方来的士族与南方百越族有矛盾，于是王导便在东晋朝廷中订立了“定侨寄法”，在南方百越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在司、豫、充、徐、并等六州，而“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帝时，贾弼之，页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广集百家谱记，共100峡，700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一《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于此可知，这次北人南来其数量之大，人口之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活动。

进人隋唐之后，北人陆续来到长江之南，使南方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而且更加繁荣。然而到玄宗时，因宠幸安禄山而出现“安史之乱”。在离乱声中长安士族与民众纷纷逃人云、贵、川等地;在黄河流域之民众纷纷逃到长江南北定居。于是在中国史上就出现了第三次人口大迁徙活动。进人宋代之后，在南北人民共同努力开发之下，北方南方都进一步得到发展，尤以南方在当时已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因之出现了许多大城市。然而因北宋王朝用人不当，皇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因而，金人人侵无力抵御而出现“靖康之难。”

(三)、从南宋建立始至鸦片战争时止为第三阶段

赵构于靖康二年(1227)渡过长江到达南京，在随来的北方士族拥载下建立政权。之后金人来追，于是便逃到临安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而当时为逃避金人灾祸，迁到南方来的北方士族和民众，分别进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ro个省，使得这10个省的荒地得到开垦，城市商业繁荣，尤以江浙，大有“四方之民，云集江浙，百倍常时”之境。而进人浙江的北方人，除临安外、湖州、越州、明州、衙州、婆州等处，都有来自北方各地的住客，如绍兴府(越州)就有不少来自赵、魏、秦、晋、齐、鲁的“士大夫渡江者”。而进人江浙的，正如郑谷说的那样，“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天下渊蔽。天下贤俊多避于此地。”自南宋定都临安后，山东、河南等地迁来的人也不少。而安徽的淮北地区，由于金人不断骚扰，人口便纷纷移江浙或本省淮南之池州，宣州等地。而江西迁人的以河南人较多，洪州、信州、饶州、袁州、吉州等地，都有汁京、郑州一带人民移人。此外亦有从河北、山东等处迁来的人民。士民携老提幼，适汝州，颖州、襄阳、邓州，避难者莫知其数。在湖南正如洪迈说:“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数家南寓武陵。”万侯禹，阳武人，绍兴初亦避难于湘沉。至于福建，在靖康之乱中迁人者甚众，尤以金兵渡江南犯，浙江，江西遭到蹂嫡，人民纷纷迁徙人闽，宋朝宋室贵族，亦迁人福州、泉州避难。再看广东，许多江北士大夫，由湖北往湖南迁来，金兵侵人江西时曾南至吉州，而吉、虔是岭南的交通孔道，有不少人就从大庚岭进人广东。再看广西，据蔡倏说:“吾以靖康丙午(fl26)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众。”王象之说:’客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再看四川，当时人四川者陕西人最多，西北遗民和关中陕西撤退的军队亦大多数人蜀。

元末明初，朱元璋为了开拓西南地区，便从南京派遣军队前去。但因兵力不足，于是便采取沿途招兵之法，取得西南地区后，兵丁和军官绝大多数留在该地区，待其成家立业后便成了当地客户。明末清初，清政府为了征服西南亦派大军远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情况时有所见。

(四)、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四阶段

鸦片战争中，因清廷不敢抵抗英国人侵甘愿妥协而签订许多丧权辱国条约，激发人民义愤，于是10年之后便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便是客家人。这次革命长达巧年之久，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罕见的一次。在大江南北战斗及北伐途中所失散的官兵，多隐居于当地，从而成为“客户”。在清末民初之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国内也有许多人为了革命事业而离家，或因战争而迁徙，尤以军阀混战之时迁徙于外地者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群众纷纷南逃，至今散居南方各省的人到处可以看到。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中，每取得一地胜利便在当地建立政权，一路留下的干部不少，直到全国胜利，在全国范围内留下的干部不下数十万，到现在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已经是三代甚至是四代人了，都在那时成家立业，是在不动声色中的民族迁徙，因而便成了当地的“客户”。特别是在经济腾飞的今天，客居他乡的或侨居海外的客户越来越多。

通过上述，可知我国“客家民系”的渊源是悠久而深远的，而北人南迁的客户历史渊源也是悠久的。对国家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

三、客家民系精神的形成及实质

宋代末年，由于金人大举南下人扰中原，赵宋朝廷只好由注京南迁临安(今杭州)，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与之同行，中原文化向南传播。南迁汉人超百万之众。

南渡的北人多半保持原来的礼俗，但是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也促进南方上层社会的重大变化。正如明朝沈士龙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余尝过注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杭州别称)，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帷，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小旗，腊月二十四日祀灶，及贫人湘主鬼送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吾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这充分说明南北习俗在互融中之变化。而北来的广大民众，他们来到南方用熟练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在南方的土地上耕种，为求得身家性命的安全，他们总是往很少发生战争的安全地带，特别是去山地进行开垦。但是他们也要求在政治上有出路，因而他们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独立谋生以求生存，同时又具有崇文尚武精神，乐善好施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这就是客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养成的?就是客家人在不断迁徙种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

客家民系的客家精神，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的发扬。其实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就以江西吉水北宋崇宁间进士邓符为例，他受命任广东新安县令，解职后，乐于是地山水之胜，土地肥沃而侨居于新安开辟土地，并建设吉庆围即今日香港新界。清政府在鸦片战后无能阻止英人野心，将新界划人英领地。邓氏家族即挺身而出与英人战斗。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之具体表现。今天邓氏家族又为故乡的公益事业作了不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