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在印度尼西亚的

共生与认同

吴美兰

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较具影响的国度。自清末迄今，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一直受着内外的种种压力:一方面要争取故国复杂政治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居住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上的限制和压抑。占印尼华人、华侨人数比例较高的客家人，与其他方言族裔一样，势必面临夹缝求生的严重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尼客家人的处境和观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原来老一代的“落叶归根”逐渐被新一代的“扎根生存”所取代，以至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在了解印尼客家人的艰难处境之后，应该用发展的、审时度势的新观念，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们的共生、认同问题，重新认识印尼客家人为谋求生存契机而在当地“落地生根”的选择。对于他们积极融人居住地社会，成为当地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员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光大客家精神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同。

一、客家人移居印尼的社会背景及其概况

历史上(公元317年至1867同治年间)，客家先民在中国版图内先后有过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形成跨越豫、鄂、赣、湘、闽、粤、琼、蜀、滇、港、台地区的客家群落。客家先人由中原南迁，常常遭受到早先定居者的排斥和歧视、侵扰和蹂确，大多居住在荒僻的山区，因而有“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说法。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到明代禁海期的六百年，再到鸦片战争前清朝禁海的三百多年中①，出海者多为江、浙、闽等地的商贾及朝廷宫史、僧侣，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少有涉海者。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客家人通过各种途径到海外谋生者日益增多，逐渐遍及世界五大洲，其中以流向东南亚地区者为多，尤以居住印尼者最为引人瞩目。印尼客家人的原籍多为广东梅州、惠州，陆丰、河婆及福建的永定等地。出国原因大致上是:l、逃避连年的自然灾害、战乱以及抽壮丁、苛捐杂税，2、逃避白色恐怖，如反清义士出洋政治避难;3、无以生计的破产农民，部分被讴骗，沦为“猪仔”;4、相当一部分失业手工业者漂洋过海，投亲靠友，到印尼谋生。

印尼的客家人多分布于印尼十大省的大小城镇，尤以邦加的勿里洋、沙横、文岛、加里曼丹的坤甸、三口洋、勿里洞和苏门答腊的亚齐为最多最集中。邦加、勿里洞等地十余万华侨中，客家人占了十之八九，所以客家话通行全境，连当地居民亦随之讲点客家话。

印尼的客家人所从事的行业有:烟草、橡胶、香料等种植业、锡矿采掘、小商小贩、制鞋、成衣、传统客家小食等等。永定籍客家人多为经营药材、铁器成品、竹器山货。印尼客家人的经营特点是:80%是小本经营的零售商，以家族店、夫妻店等家庭作坊形式为主，住家与商铺合一的亚弄店(WARUNG，即杂货店)遍布印尼城乡，少部分从事输人业，与香港有业务往来，或在香港自设办庄，购办货品输人。客家人在华人经济中居中层，经济实力不及福建人。因为福建人较早定居于印尼，资金积聚雄厚，而客家人却因迁移较晚而错失了良机。二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有所改观，财大资雄者已跻身于印尼的跨国企业集团的行列。另外，客家人还将梅州地区文化之乡的特色带往印尼，因此，众多的华校中，教书先生均以客家人为多。基于历史的原因和生存需要，客家人多倾向于按方言聚集，各成一个方言群体，而又以一定的行业认同相对集中于特定的区域，成为印尼客家突出而持久的一大特征。诚然，客家人不失为汉民族中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系，移居印尼的客家人同样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创造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优秀的客家精神，并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基地，积极大胆地摄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从而超越了客家人的山地意识的局限，形成具有崭新时代意识的，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开放变革的新客家群体，造就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客家名流。至今，在印尼的客家人，以其人数之多而著称于世。据不完全统计，现定居印尼的新、老几代客家人已达120万之众②。

二、早期旅居印尼客家人的处境和心态

由晚清至近代近一个世纪里，定居印尼的客家人的境遇是“四代人、四样情”，他们的处境无不与祖籍国、居住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不断受到两种民族、两种文化的冲击，他们的现实处境是:一方面要受祖籍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受制于侨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限制和控制，心理上承受着“一仆两主”、左右两难、进退维谷的尴尬。

早期出洋到印尼的客家人，正好赶上前清政府推行闭关自守，严禁出海贸易，严厉狙击向外移民，视海外侨民为“不法卑贱之民”的禁海政策③的余波。为寻求生路，冒着被杀头、家眷被株连的风险，背着“不法贱民”的恶名，纷纷漂洋过番，成为被遗弃海外的天朝弃民，完全失去了祖籍国的保护。他们绝大部分是在生活无着、走头无路、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被迫离乡背井的。另有一部分人被当时的“客头”(猪仔贩子)以“南洋生活如何如何好，一人一个火头，绸衫绸裤过日子’，④之类颇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幌子讴骗至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尼西亚)当矿工、种植的“猪仔”(即契约华工)。在邦加的文岛、坤甸等地当矿工的客家人，其劳动强度比种植园更甚。残酷的现实击破了他们寻求美好出路的憧憬。散居在印尼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其处境也不容乐观，他们游离于当地社会，心理上倍受来自两方面的多重压力。祖籍国与侨居地的两种民族、文化观念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语言交流的隔阂，难于与当地人沟通和来往，本身又无特别专长，他们到埠后只能苟且栖身或投靠已在印尼立足的宗亲、同乡的店铺作“后堂”，并限于客家人聚居的方言区域为落足点。在这狭窄、封闭的范围内，干洗碗、洗碟、车衣、打下手等粗重杂活。在这小天地里安分守己、自食其力，自足自给，自娱自乐。由客家先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决定，客家人普遍都有重乡土、重情义、讲信义、敬父老、恋家小的好传统，他们生活上勤俭节约，经多年的积蓄后，都要衣锦还乡，在家乡置田买地、造屋，或置产经商。加之客家人的山地意识的支配，老一辈客家人对土地的依恋和渴求是非常强烈，如我国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就不知掀动了多少老一辈印尼客家人的心潮，为争取、拥有那属于自家的一方土地，他们携老带幼、纷纷北归乡里。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怀有浓烈的眷恋之情，常常作着那梦魂萦绕、挥之不去的故乡梦。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即使到垂暮之年，也要“落叶归根”回故里，其望乡情结至死不移。若客死异邦，也要嘱后人将遗骨设法运回故里“大葬”。面对膝下的被戏称为答答屎(baba)或“四脚屎”的黄毛儿孙等，常常笑指他们是土生土长、四脚着地的不化之民或化外之民，须送他们回唐山“剁尾”(客家话，为割尾巴)，意为双脚踏上故土、爬上家乡的山、喝上家乡的水，学讲家乡话，在家乡读书识字，方能成其为真正的“客家人”。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唐人”，这种心态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不积极参与当地政治，也不情愿加人当地的国籍，至死不做“番鬼”。这就是老一辈客家人“祖根”难断的顽强表现。也正是这条维系祖籍国的不断的“祖根”，成为他们不易被侨居国认同和接纳的一大原因。

在远离故土，旅居印尼的恶劣环境中的客家人，唯一得到的关怀和援助，是来自客家人之间的友谊和亲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炎黄子孙，“涸辙之鳅，相濡以沫”，他们在种族上、血缘上、语言上、文化上，习惯上的强烈认同产生了强韧的凝聚力，遂结成以血缘相亲或地缘相近的宗亲会、同乡会以及同业、同学会等众多的客属社团，在联系、团结当地客家人同舟共济，互助互携，如筹集资金、联合经营、兴教办学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老一代客家社会名流在资教助学，兴办客属公学，聘请家乡文化人来当教员，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组织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方面更是贡献突出。对于老一代客家人对祖籍国的向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三代具有“中国血统”的客家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因而在他国异乡形成了一个保持浓重中华传统文化氛围的华侨社会环境。第二代客家人打从这种社会环境中呱呱落地起，就与侨居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两种民族、两种文化氛围中长大成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颇正统的中文教育，有相当深厚的中文根基，在校听的、讲的是“正音”(即国语)，学的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在家庭小环境里耳闻目见的是浓厚的客家文化，他们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讲得一口地道的“阿姆话”。然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侨居地印尼文化包括观念、习俗、语言等影响，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甚至会讲多种印尼土著方言，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无不流露出印尼化的痕迹。总之，一方面，他们既要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客家精神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接受侨居国文化的强烈冲击。他们身处这两种民族、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被影响、被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混合型新一代客家人。他们对祖籍国的认同感虽不及老一代客家人强烈，但仍然有“唐人”意识的“根”。他们对政治比较淡漠，在选择国籍问题上，部分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被归化的现实，加人了印尼国籍，但大部分这一代客家人还在动摇、观望，徘徊于双重国籍之间。他们既想得到祖籍国的身份—中国籍，又不想放弃在当地应得的权益。然而，这种双重身份的“双重效忠”遭到了印尼当局(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是否诚心效忠印尼”的质疑⑤，而不予以认同，并对此施加政治压力，迫使这一代客家人被排斥于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之外。

三、二战后印尼客家人所面临的困惑和选择

二战后，印尼两届政府在苏加诺和苏哈托执政的58年中，都主张同化华人，所不同的是:前者执行自然同化的温和政策，而后者却推行强迫同化华人的方针(即借助政治力量，采用强硬手段和措施)，如采取被动国籍法，严禁移民(不接受来自中国的移民)，强制归化已定居印尼的华侨，关闭华校，取消华侨社团，禁止使用华文(汉字)、华语，禁止华文书报刊、华语录像(音)带的进口和发行，提倡改换印尼名字、阪依伊斯兰教;经济上采取加紧利用和限制华人经济，并企图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面、彻底地消灭华人民族文化，使之完全同化，并融人印尼社会的极其野蛮的政策，其直接结果是:从根本上铲除居住在印尼的客家人维系祖籍国的“祖根”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印尼客家人为了适应这种急剧变化的生活环境，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顺应不可逆转的趋势，为长期生存下去而不得不接受归化的选择，如加人印尼籍，接受印尼的文化教育，取用印尼名字，说印尼语或当地土著方言等，成为“扎根生存”的新一代—合法的印尼公民。这一代印尼客家人中，尤其是第三代和第四代青少年，其观念意识、精神风貌、心理定势、价值取向已完全印尼化，与当地原住民几乎没有丝毫的差异。新一代客家人，由于家庭教养的不同，社会经历的差异，他们对祖籍国的认同感也不一样，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人”，也没有了祖籍国的意识，但从人种、族系、血缘而言，他们仍然是炎黄子孙的一支，在某些特点上，如外貌体征、道德伦理、人格气质等方面尚存有华夏民族的遗风和特质，尤其是客家先辈所独有的那种勇于开拓的“客家精神”，永难在他们心中身上消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乃保留着不与当地原住民通婚的观念。然而祖籍国官方、民间和学界对他们这一代客家人的选择，却颇多争议，观点、看法不一。或明确认定他们是法定的印尼公民，只在血缘和感情上保留亲戚名份;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其为客家人，但又附加某些认同的条件，目前最为流行的主张是以“会不会操客家话”当作是否为客家人的标准”，人为地、机械地划分成:会讲客家话者为客家人，不会说客家话者为非客家人。其实，这种观点过于偏激，一也不够客观和公允，更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只能影响对他们的团结和争取。实际上，在印尼部分省份如邦加、勿里洞、亚齐地区的独特环境中，客家话通行全境，会说客家话的除了客家人之外，其他居住该地的福建、潮州、广府人，甚至当地原住民也有不少人会操客家话，尽管他们所说的并非标准的梅县客家音。如若按上述提法进行推论，那么，这些会操客家话的福建、潮州，广府人及土著居民不都成了“客家人”?!为此，我以为对第三、四代已经不识中文、不谙客家音的客家后裔，以及日渐被印尼化了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创造有利条件，加强相互交流，加紧对他们进行祖籍国光辉历史、辉煌成就的宣传，对他们进行“据祖数典”、如数家珍的传统文化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夏令营，进行客家语的启蒙、辅导，或到客家祖籍地寻根、渴祖，激活他们年青的心灵和意识流中残留的，那怕是一星半点的“客家人”意识，并对他们所做出的“落地生根”“扎根生存”的选择以及积极融人当地社会，成为当地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员，给予充分的理解、肯定和认同。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客家精神才能继续弘扬光大，定居印尼的客家人才能扎根当地，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生共荣、世世代代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