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与客家围楼民居研究的思考

万幼楠

近年来，客家民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说“客家民居”，实际上往往仅局限于其中的“设防性”民居。即闽西南的土楼、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围屋，学术界合称之为“围楼”。其中又以土楼热最为突出。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研究和关注它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因此，感到有必要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有关文章的提法和论点，提出来进行讨论和思考。

一、围楼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从事围楼研究的队伍，主要有两支:一支是高等院校建筑系的师生，或毕业后在建筑行列的从业人员。此姑称之为“学院系”;另一支主要是当地的文史从业人员，可谓之为“文史系”。相对而言，前者较重视围楼民居研究的物理性能，强调继承和借鉴作用;后者则较重视围楼民居研究的社会性能，强调文化和演变关系。无论是“学院系”，还是“文史系”，都没有避免围楼研究现状所存在的如下问题。

1、研究发展不平衡

从已发表出版的围楼文章和专著看，有关闽西土楼类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单专著就达十部。而赣南、粤东的围楼则几乎没有专著，甚至一般性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发表较少。致使整个客家地区围楼民居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影响围楼民居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

2、研究处于割裂状态

由于客家围楼分布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受各省行政区划及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大部分学者不越雷池一步、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往往都只据一端不及其余。有的虽然意识到了它们间的密切联系，但囿于上述原因，在论述自己所熟悉资料以外的问题时，要么出错误，要么便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浅尝辄止，从而导致某一地、某一类材料多的便重复翻炒，结果文章要么内容平平、观点老旧、总是那么几板斧;要么就是标新立异，东搭西勾，漫无边际地玄谈怪论。

3、缺少高质量的综合性理论文章

众所周知，围楼民居是同一文化地理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上述原因，目前尚缺少有关进行深人综合考察研究，揭示它们间深层次的、相互关系和发展演变规律的高质量的理论性文章。

上述状况，中国民居研究组织，虽早在1992年便注意到了，并于次年在赣州召开首届“赣闽粤客家围楼民居学术讨论会”，拟求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但如今看来，任重道远，还得各方继续努力。以下就围楼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谈谈个人的思考。

二、从客家历史与研究状况谈起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自中原辗转南徙，最后定居于赣闽粤边，并形成区别于周边其他民系，具有独特的方言、习俗和其它文化事象的民系。它本属中国移民史研究的范畴。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外学者出自本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主要就客家的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就客家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写成了(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此后大陆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便沉寂下去。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客家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研究领域及时代赋予的政治、经济意义，在里应外合非常适宜的时机里，再度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这次客家热，由于很多非客家地区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非客家人学者的积极参与，客家研究的深度、广度及造就声势都是空前的。但长期以来，有关客家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客家的界定，客家到底形成于何时?什么是客家文化等，一直处于不稳定、不明确的认识中，这势必影响到象“客家围楼”之类专门课题的定位。

又由于客家问题争议的起端，是因客家人受到一些人的侮辱性文字的蔑视(说客家人“非粤种，亦非汉族”，意为野蛮民族)。因此，客家学者不遗余力为洗刷侮辱，为论证自己是汉人、非野蛮异族而积极撰文，甚至集会游行抗议。自罗文用大量史实论证，客家是魏晋以来的中原汉族移民后裔后，客家人始扬眉吐气，以后进而又走向了极端，出现大量标榜有关客家人是汉民族中最优秀、最纯正、既无北方胡人，也无南方苗越混杂血统的汉人，而且都是当时名门士族的后裔，一应文化事象都是沿袭中原道统，以示客家的高贵血统。近年来的热潮中，因也无别的民系与之相争，硬是将许多杰出的领袖、名人追查数十代、循迹数千里论证为客家人。受此思路的影响，客家围楼的根源，也每每追溯到古代中原，乃至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住宅。从而说明客家文化就是中华正宗的民族文化。

客家，究竟形成于何时?这是一切跟客家研究有关的基础问题，也是引起客家界定争议的核心问题。以往的论点，几乎自秦至清各朝都有。笔者在此粗将之归划为三种观点:即唐代以前论，唐末五代至两宋论，元代以后论。

持第一种论断者，主要是发现了客家人的祖先都是中原南迁汉人，因此，认为客家形成于魏晋，进而追溯到秦汉时迁滴岭南的汉人，乃至一切南来汉人都是客家人;持第二种论断者，主要是发现了赣闽粤边人口的增益情况。东晋的大移民，主要是自黄河流域南迁到江淮间，对赣闽粤边人口没有多大影响。自唐末五代始，江淮及都阳湖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上次中原移民的后裔)，开始大量涌入赣南、闽西，造成人口激增，至北宋时，移民数已超过原有居民数。因此，认为客家民系只有此时才能形成。此说甚众，一直占统治地位。第三种持论者，则主要发现了作为一个独特民系的形成，仅具备共同地域上生活的一群复杂关系的人，是远远不够的，这群人的内部，以及与当地原有土著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还要有个进行不断交往影响、斗争融合及调和整合的过程，以形成自己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是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的。因此认为，唐宋的大量移民进人赣闽粤边，仅是客家的史前阶段(即“客家先民”)，只有通过元代相对稳定的沉淀和发展，客家民系才有形成的可能。

以上三种论断，第一种显然站不住脚，第三种是最晚出现的观点。而且持此论者多是非客家籍和非客家地区的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学者。从治学态度和理论根据上看，是较为冷静和科学的。

三、围楼民居源与流研究的思考

了解了客家历史与客家研究的基本情形后，再谈围楼的源流及研究问题就较为方便了。

凡事喜追本溯源，本是很多人共有的心理。作为对一事象问题的探讨，科学地考察它的源流，揭示其发生发展的演化规律，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若为了标新立异、自成一说而放纵想象，不顾事理，仅凭主观臆测，去穷根刨底，说牵强附会的话，就没意思了。此现象在客家源流和围楼源流的研究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如在讨论客家源流时，梅州的一位学者便根据梅州客家话的“客家”与“夏家”音相近，从而论断:“客家人”源自“夏家人”。是因客家人祟祖，不忘自己是中原华夏人后裔。故名①。在讨论闽西土楼的源流时，龙岩的一位学者，便根据圆土楼的形状，论断“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客家人顽强的女阴祟拜意识。”

②客家围楼源自中原，穷源本来似乎顺理成章的事。因客家是南迁的中原人，这一基本史实已为大家所共识，一应文化事象，都到中原寻根的思维方式，已在许多学者，尤其是客家地区的学者脑海中，已成定势。如赣南的围屋刚刚披露出来时，马上也有许多学者根据其外形很象古墓中出土的“坞壁”明器，因此，判断源自汉晋时中原庄园主流行的“坞堡”建筑。③

关于围楼之源的考察，笔者认为关键是对“源”这个词的标准的界定。这与客家形成时间的争论一样，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界定“客家”和“形成”这二词的概念。“因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社会关系网中，任何一物若上下左右无限延伸的话，那世间万事万物都可发生联系。”④因此，要有个界限和标准，要弄清是那一段“源”，是直接源?还是间接源?要考察它们间的具体联系。

例如现在较多持论的:圆土楼的原型，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姜寨遗址中的圆形住居;方围屋的原型，是汉晋时流行的坞堡。对此，就形状而言，确实有惊人相似之处，但总觉得此源头大久远了些，它们间到底有多少直接的、具体的联系呢?它可以是客家围楼的源头，同样也可以说是其他汉民族中一切有设防功能民居的源头。就象住圆房子的半坡人和住坞堡的汉代人，既可能是客家的先祖，也可能同样是闽南、广府人，乃至其它汉民系的先祖一样。其间通过一些中介事物总会发生联系的。现在的问题是，许多论述者往往就是对这些复杂的中介过程，交待得并不清楚，造成给人以那就是原本的感觉。

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赣南围屋，还是闽西南、粤东北的土楼、围龙屋;不论是实物还是文献，其真正出现年代，并经得起考古学、历史学科学检验的，均未出明代中期(永定的馥馨楼据考证建于唐宋年间，但依据是民间传说，然后印证族谱世系表，得出距今多少代折算的。)那么自明代早期上溯至汉晋这一千余年的时空，再上溯五千年前至半坡人这一大跨度时空，总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吧?

再说，客家的先民—中原汉人一，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向南迁移，同时也向西北、东北辐射的迁徙。向南迁的中原汉人中，后来形成了广府、闽南、越海等六支南方汉民系，客家是其中最晚形成的一支。在对客家民系形成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南迁的形式并非是板块式的搬迁，而是波浪滚动式的、是多向的、渐进的。也就是说，客家先民离开住过圆房子或坞堡的故土后，先后在江淮间、鄙阳湖畔、赣中大地等，都分别盘桓稳定地住过几百年或几代。如果要从中原找源头的话，按说这些地方应该有围楼更直接的源头。但持论者，对此总是一笔带过，好象这个由彼达此的漫长经过，只是由一代人分段完成，然后成为客家人，并将中原住坞堡或圆房子的经验带人赣南闽西似的。

民居的延续，不象语言，可以自千里之外带人当地继续使用。它还要受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气候、地理和建筑材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拿赣南、粤东北的围屋(四角楼)来说吧，其出现的主要背景是明中期后，这一带山区农民起义频繁，小股土匪蜂起，官府统治则鞭长莫及。加上此时客家人口膨胀，宗族之争、土客之争、生存空间之争等，都促使山居之民需要寻找一种能防暴力袭击，能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居所。而最简单直接的启示榜样，就是借鉴当地官府用于镇压起义和统治人民的城堡，以及当地固有的、用于防御敌对势力的山寨。这种堡垒式住宅一旦产生，并有其存在的必要(有清一代的情况没有大的改变且有发展)，就会得以发展，而一旦失去其存在的需要时，便会自然消灭。故进人民国后，因交通和统治力度等发生巨变，这种完全出于安全需要十分强调防御功能，带有割据性质的民居，便再也没有发展的必要了。可见围屋产生与消亡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中的。

闽西南土楼产生的背景也大致如此，也是随着生存环境的需要而选择的，并非中原移民一到该地就使用这种民居。要说自中原引人的民居，也是那种被称为“殿堂式”或“三堂式”的民居。这种民居既可能是汉晋时中原大地普遍流行的形成，也可能是唐宋时长江两岸主要流行的形式。而其实客家民居的主流形式也始终是此形式。客家围楼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因生存空间的需要而外形发生变异的一种支流形式。

值得琢磨的是，闽西南土楼的兴建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这可能一则跟土楼在空间使用，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使用上，更接近于当地人民的生活实际有关，它与当地的社会、自然及周围原有的民居形式结合得较为紧密，具有比赣粤围屋更强的适应性和合理性。二则，由于上述原因，土楼一经产生并稳定发展一段时期后，便形成了一种文化习俗。如土楼流行的中心区，其覆盖密度和排他性，远远大于赣粤的围屋和围龙屋，从而造就了一种文化氛围。因此，消亡时势必有个顽强延续的惯性。但土楼毕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八十年代后，最终回复到客家民居的主流形式中去。

闽粤土楼与赣粤围屋消失时间的差异，也是造成现在所见土楼众而围屋稀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考察围楼的源头时，笔者认为应着重研究其发生发展和消亡时，当地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应由近溯远，顺其自然，而不先定下原本，再找二者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将之置于整个客家民居中去综合研究。

那么，围楼到底有没有共同的源头和彼此的源流关系呢?

长期以来围楼史里有一个局部的，但是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这便是圆土楼的“根”在永定还是在漳州的争议。这表面上看似是一般学术分歧，而实质上却是关系到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创造圆土楼的民系感情问题。因此，各执一端，誓死捍卫。

其实，依笔者的观察都没错，这不过是“盲人摸象”的概念。问题的焦点就出在对“根”的认识上，也就是上文所述的看哪一段、哪一方面“源”的问题。漳州论，就土楼的外在因素，如形状、构造功能等，结合产生年代的历史地理背景，考证出源于当地的城堡、山寨;永定论，就土楼的内在因素，如建筑思想、布局形式等，结合客家人的历史特点与土楼分布特点，考证出土楼皆由客家人固有的那种“三堂式”民居自然发展而来。对此，笔者既认同圆楼源于“城堡、山寨”，也认同源于“三堂式”民居。因在圆楼产生的时空里，闽西闽南都存在城堡、山寨和三堂式民居。至于它到底是客家人创造的，还是闽南人所创的，这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以今天的人与地来论。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就客家围楼出现的背景和时间看，围屋、土楼、围龙屋几乎是相同的。从三者的共性来说，都有聚族而居，强调设防的特点。但三者在构造和平面形式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土楼多为四层，圆或方形，生土墙，表现聚居性最强;围屋以三层为主，方形、砖石墙，表现设防性最强;围龙屋单层为主，半圆形，土石墙，表现可居性最强。三者在一些局部技术上，又明显互有引用和借鉴。从分布状况看，闽西南只行土楼，几乎不见围屋和围龙屋;赣南则主要行围屋，但早期围楼中，有极少数土楼和围龙屋。粤东北主要行围龙屋，但兼有围屋和土楼(反映了梅州地区，作为客家发展的昌盛地，文化上的兼容性)。

因此，鄙见以为，土楼、围屋、围龙屋之间，很难研究出个令人满意的源流关系来。要说的话，围龙屋可能是从围屋或土楼演化而来。而三者的直接源头，可以说都是“根植”于客家“三堂式”民居:“原型”则都是取自“城堡、山寨”。

四、如何评价客家围楼的意义

客家围楼民居，无疑是种具有独特个性，令人惊奇而易产生兴趣的话题。一个特殊的民系，采用聚族而居的古老方式，住在构造奇异的建筑形式里。这本身就极具文化信息量。对其进行正确地宣传与研究，肯定是有必要和有实际意义的。

近年来，有关围楼民居，特别是土楼，作家们和学者们给予其许多美丽动听的形容词句，以及很高的学术评价。如圆土楼“是一个句号，却引出了无数惊叹号和问号”，“是地上冒出的蘑菇、天上落下的飞蝶”，土楼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可与古罗马圆形大剧院、埃及金字塔和万里长城相媲美”⑤赣南围屋则被称为古代坞堡的活化石。作为文学性的渲染和感叹尚可，但作为学术评价则应谨慎和有依据、有分寸。如论述我国民居时，许多人误将圆土楼作为福建民居的典型代表，民居邮票，也是将之作为福建民居的代表。而且，土楼和围龙屋还分别被人将之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云南一颗印、广西杆栏式民居，合称为“我国五大民居”⑥体系。这种排列的根据是什么，从未见人追究。

只要稍许深人客家地区调查的人都知道，客家民居并不等于围楼民居，围楼只是客家民居中的一支有特色的民居形式，是客家民居中派生出的一支支流。客家民居的主流是那种被称为“府第式”、“殿堂式”或“三堂式”的民居。在客家民居中，围楼的存在，始终表现为局部的、少量的、有条件的。如闽西南的土楼，集中分布在永定县与南靖县交界的几个乡镇中，连蔓延全县的力量也没有。赣粤的围屋、围龙屋，也是这样，虽然分布的县乡广些，但终未形成普遍的形式。而客家民居在各自省区内，又属是局部的、少量的，是众多民居形式中的一种。因此，无论闽西土楼，还是粤东围龙屋，都不能作为全省民居的代表。现在所见论及有关客家围楼的建筑思想、审美情趣等方面，往往有给人以拔高夸大、完美化、理想化的感觉。尤其对土楼设计构造的分析，理论家们多从玄妙的“易学”，高深的“儒学”和神秘的“阴阳学”人手，越谈越复杂，越论越深奥。土楼好象成了一部《红楼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给人的感觉是:客家土楼包罗世间万象，具有完美的哲学思想、深厚的文化品味、科学的理论依据。

对此，笔者总觉得，当初围楼的设计们，恐怕未必有现在的研究者们想象得那么深奥复杂。客家人生活的地区，即使现在也是较贫困和较难发展的地区之一。迫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创建和住进围楼，对绝大多数围楼居者来说:求“安”就是其最重要的建筑思想，最起码开始就是这样。当然，并不排除后来有少数经济条件好，文化素质较高的财主，建造了一些构造性能好，思想品位高些的围楼。这正如古人所言:“食必长饱，然后求美，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居必长安，然后求乐”。象永定“振成楼”这样有较高思想文化品味的土楼，便属“然后求乐”的作品，但毕竟是个别，而且也只是进人民国以后才出现。

因此，笔者感到，现在对客家围楼的研究，有些本末倒置和以偏概全。将简单的理论说得复杂了，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