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研究的回顾

胡希张

客家源流，是一个提纲挚领的问题。客家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与源流问题有关，都受制于源流问题。因此，最早的客家研究，便以客家源流为主要内容，或者说，客家研究是以研究客家源流开始的。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客家研究，以对源流的争议、论述为最多。客家源流研究的成果无疑是最丰硕的，但是，最成问题、最需要深思的，恐怕也是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

一、前期客家源流研究的得与失

客家源流研究的鼻祖，当推广东省和平县徐旭曾先生。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执教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先生鉴于博罗东莞土客械斗而对学生口讲、由博罗韩生笔记而成的(丰湖杂记》，“为最先提述客家问题的作品’，①，开了客家源流研究的先河。

此后，从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间(185于一1867)，同时发生了两宗与客家人有关的大事。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天王洪秀全是客家人，重要的封王都是客家人，将领和士兵更有大量的客家人;二是广东西部鹤山、开平、恩平、高要、高明、阳春、新会、新宁(今台山)等地的土(广府人)客(客家人)械斗，延续12年，双方死伤散失五六十万人。这两宗震惊中外的大事，引起了世人对客家人的关注。这是推动客家研究、特别是客家源流研究的根本原因。于是，中外人士均相继有客家研究著述问世。

从本世纪初至8o年代初，更以报刊书籍载有对客家歧视、侮辱性文字为导火线，先后引发了3次关于客家族属的大论争，客籍人士奋起抗争，并致力于客家源流以及方言、风俗、民生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述。这是前期客家源流研究的一个高潮。这次高潮的研究成果很丰硕，集其大成与结晶者，便是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罗香林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艰苦的、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以迄今无人企及的巨著(客家研究导论》而成为客家研究的奠基人，成为迄今公认的客家研究最高权威。

前期客家研究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集中到一点，便是正本清源，多侧面地论证了客家的族属问题。徐旭曾行拔头筹，在《丰湖杂记》中开宗明义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②。罗香林更运用大量的谱碟、记述、史料等，系统地研究了客家渊源，以大量的事实和精细的论述，提出了“大迁移五次”说，主体为“中原衣冠旧族”说，得出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支系”的科学论断，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人诬为“榕”、“吃”、“非粤种，亦非汉种”、“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惆啾，不甚开化”等种种言论。

客家属汉族的一个民系的理论一旦确立，那些对客家人的偏见、岐视甚至污蔑，便“万马齐暗”了。它给当时的“土客斗争”之火浇了冷水，对于加强土客杂居地区居民的团结，对于振奋客家民系的精神，对于客家学术研究的发展，已经起了和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前期的客家源流研究，从徐旭曾到罗香林的诸多客籍学者，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或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证实客家人的汉族族属，从而批驳对客家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维护客家的荣誉与尊严，捍卫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出于这样一个研究目的，前期的客籍学者倾全力于“求同”，即求证客家与汉族之“同”，与中原之“同”。实践的结果，为客家人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出于这样一个研究目的，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把研究的注意力用于“究异”上，即研究客家人何以在汉族中独树一帜之“异”，何以成为一个单独支系之“异”。疏于“究异”，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客家先民在江淮定居数百年的生活，对吴楚文化(或长江文化)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疏于研究，把“中原衣冠旧族”南迁，描述成连绵不断的迁徙过程，对历次迁徙之间的数十年数百年的定居与混化，一笔带过，下跳棋式地将岭南客家与中原士族、客家文化与黄河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二是对赣闽粤边区即后来成为客家基地的土著居民与南迁汉民的融合，以及这一融合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疏于研究。

前期的客家源流研究，由于只“求同”，不“究异”，因而研究成果止于论证客家人为汉族，却未曾回答汉族的这一支系何以变成了客家人?

上述前期客家源流研究的缺欠，是历史局限使然。一方面，那时是一场关系客家人荣辱盛衰的特殊战斗，不容他顾;另方面，在血统论和大汉族主义还盛行的当时，客家研究者也难免被这块“障眼布”障碍了视野。本文在肯定前期客家源流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用不少笔墨议论它的不足，并非执意苛求，而是为了借此弄清几十年来客家源流研究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进而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二、裹足不前的中期客家源流研究

3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一方面由于土客械斗和客家族属论争已经平息，又有(客家研究导论)从理论上做了总结，因而客家源流研究转人低潮(至少在国内是如此)。这一时期客家研究最为重要的事象，莫过于罗香林自身客家血缘观点的大改变。这是首先要加以研究的。

对于客家民系的血缘间题，30年代的罗香林是“混化”论者。他在(导论)中用5页多的篇幅，“讨论客家的血缘问题”，不仅阐明了他的血缘观是:“民族或民系的纯粹与复杂，与其民族或民系的特性至有关系”，“民族民系其血缘的复杂，依吾人客观的态度言之，其本身，实无可疵议;与其说血缘纯粹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夸耀，宁说血缘复杂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激扬其族其系文明的增进”。而且，在具体探讨了“客家究与何种异族曾发生相当的混化”之后，得出结论:“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与畲民混化的结果，“一方吸收了他们一部分的血缘，一方感受了他们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客家特性的由来，……于所受畲民生活的影响，亦不能说完全没一点关系’，③。(值得一提的是，罗香林的老师朱希祖为《导论》所作的序，用不足10行的简约文字评介了(导论》之后，别的该说可说的话一概不说，用长达10页的篇幅考释“客家农之先，当时土著之民”的畲瑶等民族，因为“余读此书，则别有所感触’，④。他是否“感触”到“土著”在客家民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呢?很发人深思。)罗香林对客家民系的血缘混化问题虽然没有展开探讨，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做这样的阐述，已是非常难得了。

历史进入4合一50年代之交，“讨论客家的血缘问题”的社会环境，较之二三十年代已经大大改善了。然而，罗香林于1950年发表的(客家源流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将(导论》中论述血缘问题的内容，全部排除，只字不用，代之以这样一段文字:“南系汉人不能不分别和他们(按指南方诸部族)发生交涉，交涉日多，影响日深，以是而这南系汉人，又复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系。其最显著的，一为粤海系，即今日浙江系，二为湘赣系，三为南海系，即今日两广的本地系，四为闽海系，即今日闽粤的福佬系，五为闽赣粤系，即我们所述的客家系。……他们(按:指客家民系)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而与其周围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另的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对照起来，便觉二者有点不同”⑤。在这里，罗香林用“混化”观点正确地解释了广府、福佬民系之所以形成，却以正统血缘的偏颇观点去观察自己客家民系的形成。他还以认同的语气引用了韩廷敦的话:“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⑥。显然，在客家民系血缘问题上，罗香林已由“混化”论者转为“纯粹”论者。他放弃了原先所执的“纯粹”不足以夸耀、“混化”能激汤与增进民系文明的正确观点，在《客家源流考》中删除了《导论》中论述“客家的民性”时关于“赋性至悍”、“多野心，好出头”、“自相倾扎，自相火迸”、“生性冒险”、“刚惶自用”、“最喜自负’，⑦等内容，转而将“纯粹”与“精华”挂起钩来，赞许西洋人关于“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⑧一类他原本认为“抬扬太过”⑨的赞歌，说“客家民系实在是一群强者的血统”，“他们有优者的遗业”，“是民族心里发展中的一群勇者”⑩。

由上可知，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一书的发表，对前期客家源流研究所存在的两个缺欠，不但无所弥补，反而更强化了。

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理论，一经公认为“定论”，便无形中成为后来研究客家源流的“雷池”，而他留下的两点缺欠，特别是土著血缘问题，更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禁地”。纵观几十年来，有关客家源流的论著不谓不多，而新的见解，或是迁移时间的迟早，或是江徙次数的增减，或是迁徙地域的宽窄，或是形成时间的前后，鲜见突破性的理论成果。许许多多有关客家源流方面的论述，实在是把罗香林的理论当做巧板的文字游戏，甚至大段大段地照抄(并非引用)也累见不鲜。囿于罗香林的理论，牵强附会的“见解”也频频出现了。比如说，客家妇女一反汉族妇女裹足的陋习而为天足，那是长途跋涉的需要;客家人一反中原旧族“人土为安”的习俗而盛行“检金”，那是为了负骸迁徙，是崇敬祖宗的传统;自称“客家”是念念不忘现在是客居他乡，矢志早晚要回迁中土。如此等等，“中原衣冠旧族”在一些人手中是万能的“包装”物。有的更有所发展，说客家就是五代(或隋唐、两晋、甚至秦汉时代)的中原汉人，客家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州话。还有索性说那个时候中原就形成了客家人、客家话的。如此以来，在一些论述中，客家人就不只是“中原衣冠旧族”、最“纯粹自体”了，真正成了中原“优秀文化”、“高贵血统”的“活化石”。，总之，罗香林客家源流研究的成果也好，缺欠也好，都成了禁锢许多客家源流研究者思想的无形栓桔。

辩证法告诉我们，要认清一个事物，既要弄清它的普遍性，更要弄清它的特殊性，即既要弄清它的共性，更要弄清它的个性。研究客家民系同理。客家先人本来与广府先人、福佬先人一样，同是中原血脉，同是举家南迁，又同时来到闽粤南蛮之地，甚至到达南方时还是同乡、同族、同房，有的还是同胞亲兄弟，为什么后来他们却变成了有别于广府人、福佬人的客家人?何以有了这许多差别?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求同”中获得答案，只能通过“究异”找寻答案。但是，纵观100多年的客家源流研究，功夫都只下在“求同”方面，以论证“客家先人是中原衣冠旧族”、“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果说，对客家族属有强烈争议的当年需要这样做，那么，在世人早已论证和公认客家为汉族民系的当今，有什么必要还止于对此如数家珍?再者，如果说其他方面还偶有“究异”之举，而在“方言”这个构成民系的决定性要素的研究方面，则是百年一贯制的清一色“求同”:从志书到专著，无一不是求普通话乃至中州古音之“同”，甚至最土的方言，也要在古汉语方面找到出处，找一个相近的字作为“本字”，而不顾“拉郎配”之嫌。事实上，如果没有楚语、吴语、赣语的成分，没有本地土著语言的成分，“中州古音”何以成为“客家方言”?“客家话”既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它的主体就是汉语，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么，研究客家方言，难道不更应该着眼属于地方的那一部分“言”吗?

总之，由于重“求同”，疏“究异”，研究了100多年，中原南迁汉人中的这一部分人何以变成了有别于其他汉族的客家民系，依然是“不见庐山真面目”。

三、近期客家源流研究的新动向

本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中川学、周达生，台湾学者陈运栋，相继发现罗香林客家源流研究方面的缺陷，指出罗氏立论有正统思想、人种主义，是种族主义的翻版。这并非无的放矢。

进人90年代，更有一股新的空气涌人客家源流研究园地。

1991年，张卫东在(客家文化》小册子中，鲜明提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难道不应该到长江流域的南阳文化中寻找吗?’，。指出以往的研究“对客家迁徙途中在侨居地的拓殖史及其对客家文化的影响，未有足够研究”，“论述到一些文化现象时，也往往归结为‘客家人保存了中原汉族古音古韵古俗”，，“为‘客家乃汉族之精华’的论点服务，未能彻底摆脱汉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局限性很大”。@他还认为:“江淮官话”“也是客家方言的直接源头”。认为“迁徙途中各地方言的影响，是考察客家话形成过程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万万不可忽略，因而不宜拿现在的客家话同所谓‘中州古音’，直接‘挂钩”，。“以求‘本字’为目的”“这种不科学的语源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有相当的影响，在一些刊物上仍能看到这种观念指导下探讨客话语源或本字的文章”。像这样明确地认识到客家源流研究的主要缺欠之一，即忽视江淮文化对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在我所读过的有关客家源流的其他著述中，还未曾见过。

1993年，李默然、张溥祥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对客家源流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中原汉民南迁岭南，必须有一个客人与土著居民的关系问题。因而可以说，客家的形成过程，也存在汉族移民与土著的融合过程。关于客家这一民族融合的问题，向来很少客家研究者包括罗香林先生在内的学者所涉及，然而，它-一....佩月佩佩却是客家民系形成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包括罗香林先生在内的一些有影响的客家学者，在其客家研究论著中，极力回避客家与但、僚、山同僚、畲、瑶等民族之间的融合关系，不仅充分论证客非‘榕’，而且力辩客家先民为‘衣冠之族”，，是不能与‘南蛮’沽亲带故的。……种族偏见局限了客家先民南移与岭南土著融合的历史状况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更多地保持着中原汉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在不少方面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客家成为既不同于土著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原汉民的一个汉族民系。”。这篇文章指出了与土著融合是形成客家民系的重要因素，可惜文章没有进一步探究并评估此一因素实际上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依然是我所读到的最直指“纯粹血统论”、直指无视土著这一研究缺欠而最为明确具体的批评文字。

然而，上述这些关于客家源流的新鲜观点，似乎没有引起客家学界的多大注意，因为看不到有什么反响。它犹如几点雨水滴在冰封了的一潭死水上面一样。

1994年，房学嘉的专著(客家源流探奥》出版。次年，作者又将(探奥》缩写成(试论客家人之根》一文发表于(嘉应大学学报》第2、3期。作者认为:“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们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残存者后裔与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中原南迁史。历史上确存在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⑩作者对客家源流进行“探奥”的结论是:根在当地。这是对罗香林客家源流理论的全面挑战，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胆识可嘉。只可惜研究方向上有所偏颇，从一端(忽视本地土著)跳到另一端(忽视南迁汉民)，结论性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的叙述与立论不相契合，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如论述“客家共同体”形成时，不明确说明其族属，从字里行间看似乎不是汉族，而后面的论述又说是认同汉族;又如论述宋明时代客地土著居民时，一方面承认土著居民主要是畲瑶等少数民族，一方面又将他们划在当地早已形成的“客家共同体”之外，似乎那时的客地土著中，还另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共同体”);有些重要观点(如“南迁的汉人，其人数任何时候与当地土著相比都是少数”、“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缺乏据以论断的具体材料;占全书一半篇幅的“宗教文化”与“客家妇女”又没有紧扣源流探奥这一主题进行取畲和阐发。此外，在分述过程中，又把客家民系的形成，看做是从秦开始的“客家共同体”的不断“汉化”而成。就是说，主体“当地人”与南迁“中原流人”并非相互融合，而是被融合与融合的关系。这不免令人觉得，作者似乎离弃了异军突起的新立论，转而认同自己向之挑战的老论调“大汉族主义”了。尽管如此，对于一位客家籍学者来说，此番试图开辟新径的“探奥”实不容易。因为作者是力图超越“纯粹自体”、“根在中原”的“雷池”，冲闯“混血”、“土著”的“禁区”。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在(客家风华》(1995年冬脱稿，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于最近出版)的客家源流一章中，笔者对客家族源提出了多元论，并对“五次迁徙”说、“中原士族”说提出质疑，对客家民系形成的条件、地域、时间，以及“客家”的名称由来与界定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上述几个事例，并非极端的个别例子，而是展示了客家源流研究的一个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