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黄埔军校

张天周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它曾以首创了崭新的革命制度，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显赫战功和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而驰名中外。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身该校。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曾荣获“国民革命中心”和“东方红军”的美称。它的创办对推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对研究黄埔军校史十分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关于客家人与黄埔军校这一论题，直至目前尚未见有专文问世。其实客家人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从有关情况看，黄埔军校的创办和与此相关的客家人物的决策领导和努力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他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有不少是客家人。他们在军校的培养教育下，有的在当时就成了名人，有的则在后来成了名人。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曾先后参加两次东征，所到之处大都是客家人的居住区，影响甚巨，并得到了客家人的大力支持，而军校的胜利进军，并以实际行动扶持工农，又极大地推动了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工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它的作用及影响值得研究和重视。现就这三方面做如下论述。

一

我们说黄埔军校的创办，与客家人物的决策领导和努力分不开.可以从该校校本部的人员结构中得到说明。黄埔军校本部最高领导由3人组成，即军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在这3人中，唯有蒋介石不是客家人。孙中山，祖籍广东惠州紫金县中坝乡(原属五华辖地)，后迁香山县(今中山县)东镇涌口门村，又迁翠亨村。紫金县中坝乡，原属纯客住县五华辖地，因此孙中山的祖先是客家人无疑，而孙中山当然是客家人的后裔。客家人很重视保留自己的语言。有道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孙中山既会讲客家话，又会讲广府话。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时，有一天接见到访的客家人，“临别前，一位客家人对孙中山说: ‘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中山先生肯定地答: ‘是，是!”，薛岳将军也曾听谢福健先生说:“中山先生自己说过，原籍紫金县，是东江客家人。”众所周知，孙中山是创办黄埔军校的决策者，客家人为此而感到自豪。廖仲恺是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陈江镇鸭仔步村(今陶前村)人。惠阳是纯客家人聚居地，因此廖仲恺的祖先是客家人无疑，而廖仲恺当然是客家人的后裔。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曾在美国谋生。廖仲恺出生在旧金山，16岁那年(1893年)，陪同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框回国。尔后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创办黄埔军校，廖仲恺出力甚多。

众所周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在经历了惨痛教训后才确定的。诚如周恩来在《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心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128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袁世凯的手里。袁死后，民国政权又被新军阀把持。中华民国不是以独立的国家出现，而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出现。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继续奋斗，然而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利用军阀，结果不断遭到失败。严酷的事实教训了孙中山，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军队的重要性。经过同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特使越飞等)的多次接触和秘密会谈，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军事学校。对此，作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廖仲恺当然竭诚拥护。廖仲恺曾多次接受孙中山的重托，与苏联特使越飞及其他共产党人共商建立革命武装等有关事宜。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年10月，孙中山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筹划改组国民党，从而推动了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建工作的开展。n月29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并决定把陆军讲武堂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由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筹建军校的具体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在这次会议期间，即24日这天，孙中山命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孙中山指定以黄埔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因之在黄埔长洲岛，故被通称为“黄埔军校”)。次日，又任命廖仲恺为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2月1日，又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等人为筹备委员。

军校的校址虽已确定，但当时既无经费，又缺机械，人力、物力都极为困难。主持筹建工作的蒋介石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不满一个月，就闹意见不干了。1924年2月21日，他未经孙中山129和廖仲恺的同意，便擅自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当时，他写了一份辞职书，就返回上海，然后到老家奉化乡居。而“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在军校面临停办的严重关头，孙中山于2月23日委派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兼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以确保军校筹建工作照常进行。廖仲恺迎难而上，勇挑重担。他对筹备处的人说:“应该了解，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标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珍他依靠邓演达、叶剑英和苏联顾问小组共同努力，‘排除干扰，使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促进黄埔军校的诞生，廖仲恺四处奔走，夜以继日地工作。对于制定计划、布置校舍、进行招生、编写教材等项工作，他都亲自参加过问。为解决军校财务之急，他不辞劳苦地采取多种办法与当时把持财政的军阀周旋斗争，筹措经费。廖仲恺苦心经营，在极其困难和恶劣的环境中为军校争取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为军校如期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革命大局为重，“用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介石，在百忙中抽空多次给蒋致函电，苦心劝蒋早日归来。蒋得知军校将于4月1日筹备完竣，便在4月底回军校视事。5月黄埔军校建立，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校长，廖仲恺被任命为国民党驻军校党代表，孙中山兼任校总理。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当时邓演达被委为教练部主任。邓自觉资望尚浅，力推李济深任主任，他自居教练部副主任，并兼学生总队长。叶剑英被委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教育。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上述情况说明，孙中山是创建黄埔军校的决策者，而廖仲恺则是辅助孙中山筹建军校的得力助手，也是确保军校诞生的重要支柱。他的所作所为，对于黄埔军校的筹建和诞生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黄埔军校创办以后，孙中山予以极大的关切和期望。在建校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五次到校视察和演讲。他教育黄埔师生，要“有革命志气”，“研究革命道理”，“发扬革命事业”。要“同学同道”，“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生死共赴”。在准备北上商定国是的前夕，孙中山一再嘱咐说:“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⑥希望他们在为国家民族利益的奋斗中，成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的模范。廖仲恺担任驻校党代表后，极其重视军校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办好军校，他积极觅选优秀的共产党人到军校工作，并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就是廖仲恺最先决定邀请，然后由中共中央派人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在黄埔军校，廖仲恺与周恩来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做出了示范。在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为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贯彻三大政策，竭尽了全部心血。然而，正当黄埔军校声威日著，功业垂成之际，廖仲恺竟为右派反革命势力所不容，于1925年8月25日，不幸遇害。廖仲恺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坚持国共合作，致力于创办黄埔军校，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给“黄埔精神”增添了光辉。

二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有相当规模的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3年时间里，共招收了6期、两万余学生。其中除了第5期、第6期是在蒋介石公开叛变、大革命失败后毕业的外，其余1至4期都是大革命时期毕业的。

从黄埔军校前4期所招收学生的情况来看，第1期学生493人，学期半年，1924年n月毕业。原定编人第2期的军政部讲武堂一部分学生146人升为第1期，故第1期学生增至639人。第2期学生1924年人学，共450人，学期10个月，于1925年6月毕业。第3期学生1924年12月人学，计1224人，学期l年，于1925 年10月结业。第4期学生自1925年10月入学，计2314人，学期1年，于1926年10月毕业。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黄埔军校学生中，有不少人来自闽、粤、赣等省的客家人聚居地。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仅以粤东地区的部分纯客住县为例。第1期广东省籍的黄埔生为108人(其中来自今海南者为24人)。若按现在的行省分，广东的黄埔生则为84人，其中客家人不少于30人;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4县者就有23人。第2期广东省籍黄埔生为58人(今海南省籍49人未计算在内)，其中来自粤东的客家人为20人。第3期广东省籍的黄埔生为162人(今海南省的64人未计在其内)，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客家人有85人;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蕉岭、龙川六个县的就有76人，客家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第4期广东省籍黄埔生为205人(今海南省籍的58人未计算在内)，其中客家人有70人;仅来自兴宁、梅县、五华、大埔、龙川者就有45人。’佩总之，在广东的市、县中，来自纯客住县的黄埔生为数众多，所占的比例很大。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与如下几方面情况有关。

第一，与客家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客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和自觉意识等社会传统的一个民系。在历史上，客家人曾饱受异族入侵之苦，因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之心和民族主义之情特别强烈。至近代，面对腐败的清王朝的压迫，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客家人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1841年5月，在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客家人与当地农民并肩作战。当时领头的是“打石邓”，从纯客住县来的打石工人—其中以长乐，即今五华县客家人最多—纷纷拿起铁锤、铁棍等武器与英国侵略者搏斗，“打得有声有色，得到打硬仗的称赞”。⑧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有众多的客家人参加了反清斗争。在中法战争中，客家人大批大批地投人到抗法斗争的行列，仅黑旗军的大、小将领“客家人就有一百几十个”，他们为护国安邦，抗击法军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老将冯子材的种子部队萃军十八营中，就有很多客家人。据统计，“从统帅(冯本人兼)到督带、管带、帮统二十三人中有十二人是客家人，其他如督战委员、参战戎务、襄理文犊等文武员弃也多是客家人”。⑨官兵们同仇敌汽，镇南关(今友谊关)一战，打得法国侵略者丧魂落魄，狼狈不堪。在甲午战争期间，爱国志士丘逢甲坚决反对清廷弃台让日，他坚持“抗楼守土”，为筹建义军“倾家财为兵晌”，并亲赴疆场，率部与敌人血战，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卿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客家人参加。总之，客家爱国志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并且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客家子弟积极报考黄埔军校，乃出于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也是他们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

第二，受“黄埔精神”的影响和鼓舞，这是当时粤东地区和全国青年积极投奔黄埔军校的一个主要因素。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一所新型的革命的政治军事学校。当时人们把她看作是“革命的营寨”。她的革命精神—黄埔精神，令人振奋，并鼓舞着人们的斗志。正如张治中所说:“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的同胞，无论东西南北的革命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这一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黄埔精神，当时表现在国内外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普遍。”

“黄埔精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培养爱国爱民的，“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的军事政治人才，并以他们为骨干创立革命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军校自创立之日起，就按孙中山的要求，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由环境设施到训练内容都注重灌输革命精神”。校内重要的地方都高悬着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三大政策!”“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举目可见，⑩使整个军校充满革命的气氛。特别是在军校成立时孙中山的演讲，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讲话中，孙中山郑重其事地指出: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革命军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像他们一样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而奋斗。而“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生存于世界”。⑩孙中山的讲话，既给人们指明了方向， 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当时人们把闪耀着“黄埔精神”的军校，看作是“漫漫长夜里的一颗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着寨”。，因此，黄埔军校成了当时“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所向往的地方。这当是客家地区许多爱国青年热衷于报考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与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和刻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有关。

由于黄埔军校是一所培养革命军骨干的学校，因此对考生要求较高。当时的《招生简章》对“投考者之资格”，不但在年龄、身体、思想方面有所规定，而且在学历方面也做出了规定，投考者须“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⑩也就是说，只有革命热情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客家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这无疑给子弟们报考黄埔军校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客家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远的不说，“据1910年统计，当时嘉应一带共有小学一百零八所，中学九所。……辛亥革命以后，嘉应州一带文风益盛，新创各级学校，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有如梅州中学、东山中学、广益中学，兴宁县立中学，五华县立中学、元坑中学、古竹中学、乐育中学，蕉岭县立中学，大埔县立第一中学，平远县立中学，丰顺县立第一中学;各城乡小学也有很大发展，仅梅县就有五百所小学”。⑩此外，不少村寨还办有私塾。客家父老乡亲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无论家庭再穷再苦，也要想方设法让子弟们上学，希望他们成材，能干出一番事业。而子弟们为了将来能显身手，大多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发奋攻读。在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之后，他们更抱四方之志，不畏艰难，谋求向外发展。黄埔军校的诞生，无疑给这些正在寻找出路的爱国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便通过有关渠道，报考黄埔军校。

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第1期至第4期，来自于广东纯客住县的黄埔生就有20仃多人。如果把所有来自客家地区的黄埔生都统计上，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来自客家地区的黄埔生和来自我国其他地区的黄埔生一样，经过军校严格的培养和战斗考验，大都成为创建和壮大革命军的骨干。其中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优秀军事指挥员;有的则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军政要员。在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名人中，客家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列举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人物。

在出身于黄埔教官的名人中，如前面提到的叶剑英，广东梅县人，曾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他是我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又如邓演达，广东惠阳县永湖好鹿颈乡人，曾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出身于黄埔学员的名人中，如李劳工(2期黄埔生)，海丰捷胜镇人，曾任广东省农会农业部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后方主任和东征军驻海陆丰后方办事处主任等职;朱云卿(3期黄埔生)，广东梅县人，曾任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委员、北江农民自卫军北上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德任该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等职;张赤男(武汉分校政治科学生)，福建长汀县人，曾任闽西工农红军第三路总指挥、红四军第十二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谢晋元(4期黄埔生)，广东蕉岭县人，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第八十八师团副、师部中校参谋、旅部中校参谋主任等职，是抗日民族英雄，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少将;范汉杰(l期黄埔生)，广东大埔县人，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副军长、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特赦后，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等职;陈大庆(1期黄埔生)，江西崇义县人，曾任军校教导团连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团长、旅长、中将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逃台后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长等职;黄梅兴(黄埔第1期)，广东平远县人，曾任军校教导团连长、营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团长、少将旅长等职，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军，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罗列(黄埔第4期)，福建长汀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陆军参谋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中将军长、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逃台后任第一军团司令官、陆军二级上将总司令、台湾三军联合大学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赖传湘(黄埔第4期)，江西南康县人，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副师长等职，先后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曾带伤指挥，屡挫顽敌，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张辅邦(黄埔第3期)，广东五华县人，曾任黄埔军校第三届特别党部候补执行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科上校主任、军委会交通巡警总队少将总队长、粤汉铁路少将副司令兼警务处长，逃台后任“国大”代表等职;黄志良(黄埔第3期)，广东五华人，历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师长、荣一师师长、第十三兵团第九军军长等职，特赦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李国俊(黄埔第4期)，广东五华县人，历任汕头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再如:魏汉华(2期)、魏大杰(2期)、魏济中(2期)古怀(2期)、李友梅(4期)、曾伯瑶(4期)、古肇英(4期)、魏汉乔(4期)、魏汝谋(4期)、魏先(4期)等人，均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⑩凡此，不胜枚举。.

三

为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曾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所发起的两次东征。这两次东征进军的路线都与客家地区有关。.当地的客家农民大力支持革命军，为东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黄埔军校师生在沿途开展的政治宣传，以及东征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又大大地鼓舞和推动了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征时革命军进军之路线及有关战况。

第一次东征:按当时广东革命政底的计划，右翼军攻向海陆丰潮汕地区讨手击陈炯明嫡系洪兆麟部;中路军即刘震寰之桂军，向扼守惠州的陈军杨坤如部进攻;左路军即杨希阂所辖之滇军，朝驻防在河源、五华、兴宁一带的陈军林虎部进攻。由于刘、杨阴谋伺机占据广州，他们并未按广东革命政府的部署行事，因此这次东征主要靠以黄埔校军与粤军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及第七旅(旅长许济)所组成的右翼军。而黄埔校军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1925年2月，东征军右翼军夺取东莞后，即兵分三路向陈部所盘踞的淡水城发起进攻。2月20日，黄埔军攻陷淡水，旋向惠东前进，并打败了前来反攻的陈军洪兆麟部。继而趁胜穷追，经惠东之平山，直向海丰。28日，黄埔校军进驻海丰城。3月上旬黄埔军经新田、黄扩、曲河后又到达棉湖、揭阳。这时林虎集中2万多主力部队逼近揭西棉湖，企图消灭黄埔军，右翼军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最终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敌军逃回五华、兴宁，林虎在此收集残部，企图固守阵地。3月16一日，黄埔军自揭阳河婆出发，经甘坝抵周江。18日黄埔军教导一团，由周江经锡坪，迫近五华县城，并于当晚奇袭五华城，获全胜。20日又攻下兴宁，部分残敌逃向闽边境。周恩来率领一部黄埔军与叶剑英所率的粤军第二师，在梅县阻击敌人，并歼其一部。3月底，东征军分兵一部进驻梅县，一边警戒闽边敌军，一边进行休整。至此，东征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刘、杨正加紧勾结滇系军阀唐继尧，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于是东征军便回师讨伐叛军，并于6月中旬平定了叛乱，国民政府又控制了广州。

第二次东征:1925年10月1日，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10月中旬，经过两天激战，东征军攻占了通往东江的门户惠州城。接着东征军按蒋介石颁发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分路出击: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第一纵队第一师从惠州出发，沿途扫荡溃兵，先后占领梅陇、海丰、公平、陆丰，26日占领河婆;李济深率领第二纵队从永湖出发，经平山，进占三多祝，在打败双金、金竹铺之敌后，亦于26日占领了紫金、饶平等地;程潜率领第三纵队亦从惠州出发，先后攻占了河源、老隆、五华、兴宁，11月3日进驻梅县城。东征军总指挥部和谭曙卿所率的第三师(由粤军改编而成)离开惠州后，经惠阳、马鞍、平潭到达平山，未几，第三师在五华县华阳附近与陈军林虎部万余人遭遇，由于第三师轻敌冒进，交战不久便全线崩溃。

当第三师在华阳受挫时，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的第一师(在河婆)急欲策应。但此时林虎部却趁胜南下，企图同退守揭西棉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分三路联攻第一师。黄任寰率4百00人出棉洋罗经坝，刚到阳阜附近，即被我二团击败，仍向罗经坝退去。10月30日，何、周命第一团留守河婆，亲率第二、三团向棉洋罗经坝追击。李易标闻黄任寰失败，便率所部5000余人由上沙转至罗经坝北方，被我第一师(欠第一团)与从紫金方面赶来的第二纵队夹击，纷纷向安流、双头溃退。这时第三师和其他部队亦前来助战，敌在双头一带，被革命军四面包围，经过激战，林虎部基本被歼灭(只有一小部分脱逃)。这时向河婆发动袭击的洪兆麟部，亦被我一团击溃，逆贼残余势力逃奔棉湖、普宁一带。10月31日，革命军第一师第二、三团转向河婆集中。11月2日，进占普宁，3日进驻揭阳，接着进攻潮州，入汕头。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至此，东江地区完全平定，逃窜到闽、赣边境的残敌大都被革命军剿灭，东征取得了胜利。

从上述不难看出，黄埔军东征所到之处绝大部分是客家地区。第一次东征为时仅两个月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而第二次东征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取得胜利。东征的胜利，对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这两次东征时间都不长，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除了革命军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做保证、全军将士充分发扬黄埔精神，作战勇敢顽强、军纪严明及战略战术指挥正确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心所向，与农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陈炯明的部队败退东江后，横征暴敛，百姓深受其害。如驻扎平山地区的陈军，残酷掠夺百姓，“筹晌、拉夫、强占商店等数不胜数。而尤以抽收保护税为最酷，如耕牛过境每条抽洋二元，土席则每百斤抽洋五毛，量无轻重，一概苛抽”。工人无结社自由，农会被迫解散。广大人民对陈军，早已“深为痛心切齿”。勿而黄埔军东征保护人民、保护工农运动、为百姓除逆贼、卫国保民的名声，远近传扬。百姓们不但欢迎东征军的到来，而且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军。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农民支持东征革命军，可从以下几方面反映出来。

(1)在物质上给东征军以有力的支持。第一次东征，棉湖之战尤为激烈。革命军从早上发起攻击，直至下午才结束战斗，其间“镇民相率送茶送饭，否则(士兵)将楞腹终日”。乳东征军进入海陆丰后，一次天黑，部队遇到一条较深的河，官兵无法渡过。“当地农民想方设法找来十多条大船。燃起熊熊火把，把两岸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几千人的队伍在农民的帮助下顺利过河，沿途百姓早己烧好了茶水，煮熟番薯，摆在道路两旁”，热情慰劳革命军产第二次东征时，革命军照样得到百姓的大力支持，“行军所至，人民均革食壶浆以迎义师。在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

(2) 给东征军送情报、搞策应，甚至拿起武器，帮助革命军杀逆贼。如第一次东征时，由于“鲤湖附近居民，预先以当地地形来报，教导二团得以胜利全部出发”。@农民自卫军在最关键时刻支持了教导一团，使敌人腹背受敌，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东征军“进迫安流，民团千余争为先导。……该地壮丁皆助我荷枪杀贼”。当革命军向五华县城进迫时，百姓们替东征军保密，“故我迫近五华，驻该地之敌仍未察觉，其连哨刚出城即被缴械，并利用俘虏假称回城运弹叫开城门，我军遂一拥而人”，大获全胜。⑩又如在第二次东征期间，10月22日陈军洪兆麟部，在宋台岭被东征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击败后，退往海丰。“同一天下午，在当地农民自卫军的策应下，我第一师便进人了海丰城。”⑩

(3) 在华阳战役失利时，当地有组织的农民帮助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脱险，转危为安。1925年10月27日，谭曙卿第三师在五华华阳附近与林虎部万余人遭遇。由于谭轻敌冒进，加上蒋介石对敌情判断有误，双方交战不久，第三师便全线崩溃。蒋见大势已去，对陈赓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陈赓极力劝慰，亲自背蒋介石走了一段路，并指挥警卫奋力阻止敌军追击，掩护蒋介石渡河。当地“有组织的农民积极帮助东征军脱险。27日夜，由于得到农民引路，蒋介石转移岩前。蒋介石当时颇有感触地说:‘凡至忧患之时，见有舆情喝响，聊堪自慰。廿七之夕，如无士人前导，其有幸耶?”，。未几，何应钦、周恩来便派人把蒋接回一师。

(4)帮助东征军护送伤病员。如在棉湖战役中，由于战斗异常激烈，虽歼敌甚众，但黄埔军也伤亡惨重。该镇人民不顾危险，“选派精壮村民，携械在我左右方协同戒备”，“前线送回之受伤官兵，民众竞相照顾抬运”。⑩

以上事实说明粤东与东江客家地区的广大人民，给了革命军以有力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他们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黄埔军校革命军在东征中，以实际行动扶助农工，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粤东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但在东征前，这些地区由于遭受逆贼陈军的蹂嗬，许多农会、工会被迫解散，农民运动转入低潮。革命军的胜利进军，给倍受陈军欺压、盘剥的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给这些地区的工农运动注人了新的活力。

黄埔军校一向重视政治工作，重视宣传工农、武装工农，这种制度在校军、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并在东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东征军总政治部专门设立社会运动科，负责组织指导工农运动。在征途中，他们每到一地，都派人深人发动群众，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工会。如第一次东征期间，东征军收复海丰后，军校留下昊振民、李劳工、卢德铭等学员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发展农会。于是海丰农民运动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带动和影响了附近的五华、惠阳、揭阳等县的农运的开展。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军校又派出邓均等人组成宣传队，到五华、紫金、梅县、兴宁、大埔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并在一些地方帮助组织了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⑩总之，在黄埔军校、革命军的帮助和推动下，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的农会和工会得到了广泛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底，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兴宁乃至整个潮梅地区农民运动进人了全盛时期。同时，东江客家地区一些城镇的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

黄埔军校、革命军在帮助群众建立组织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帮助工农群众建立和训练工农武装。如李劳工、吴振民、卢德铭(他们均是军校第2期学员)在东征期间就在当地成立了海丰农民自卫军。为培养更多的农民自卫军骨干，他们还在当地开办了农民自卫军教练所。军校还想方设法，充实农民自卫军的装备。如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战利品中拨出400多支枪赠给海丰农会，充实农民自卫军的装备。此外，五华、惠阳、紫金等县的农民武装都得到了黄埔军校的大力帮助。。毋农民有了自己的武装，就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黄埔军东征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与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广大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当然，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农运的恢复和发展，又是与革命军的大力扶持紧密相关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东征的胜利;东征的胜利又进一步推动了粤东及东江客家地区农运的广泛发展。两者相得益彰，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迅速统一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