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与客家爱国传统

王大良

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特殊民系，一向把爱国爱家当作行为准则，其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和在二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日本占台期间，以刘永福、丘逢甲为代表的在台客家人以“抗楼守土”为己任，积极领导或参加当地的抗日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颂歌。同时，在大陆或其他地区，又有许多客家志士为抗日或反对割台而奔走呼号。至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生活在大陆还是海外各地的客家人，更把拯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当作奋斗目标，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在客家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南方各省，出现了广东东江纵队、福建人民军等抗日武装，直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爱国爱家的精神;在其他各地，更有罗卓英、谢晋元、叶挺等客家名将驰骋疆场、战斗在保家卫国第一线;郭沫若等人则利用文化宣传抗日，在特殊领域里从事着对日寇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此同时，海外客家人以胡文虎及其所领导的客属侨团为代表，不断为祖国抗战贡献物力、财力、人力，并以舆论相声援，同样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上述客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出生人死，无不光大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谱写了新的篇章，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称颂。

一、客家抗日爱国传统及其实践

客家人的抗日爱国传统，根据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的日朝战争时期。‘，万历二十年(1593年).日本将领丰臣秀吉扬言“朝鲜征服则明室可定”，悍然发动针对中国的侵朝战争。明朝廷为了自保，派兵加以援救，其中一支便是由客家将领陈磷所率领的广东士兵，士兵中也有不少客家人。史称陈磷奉命率水师人朝，“慷慨击揖，所领楼船咸以‘忠心报国’旗其上”。②入朝后在朝鲜军队配合下，指挥水师大败日军.“斩溺三万余名”，取得了“论功磷为首”的突出战绩。③这次由陈琪率领的客家官兵尽管远在本土之外作战，但毕竟是“客家和日本竞争生存的序幕”，加以“日本军人素来抱侵寇中国的野心，非遇素以‘忠心报国’的客家给他一种相当阻遏、相当创痛，其毒焰呜产比今日还要高些”，因此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

客家人在本国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发生在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群情震栗。以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名士丘逢甲为首的在台客家人共推台湾巡抚唐景裕抗日，立志与台湾共存亡。其后，在与侵台日军的作战中，刘永福率部坚守安平、台中、嘉义等地，阻止日军前进达数月之久;丘逢甲也积极组织义军，协助刘永福所率官军作战，长期将日军阻截于台中一带。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至十月间，刘永福、丘逢甲领导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消灭日军近8000人，击毙日军首领北白川宫能久等多人，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在其影响下。即使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反日起义仍此起彼伏。其中如光绪二十一年东港林大北起义，，民国元年(1912年)罗福星起义等，都由客家人领导或作为其主要组成人员;其他起义也多有客家人参加。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灭亡中国之心不死，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其结果也同样引起了包括广大客家人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最为高涨的1931一1945年间，亦即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举凡在国内发生的抗日重大事件，许多都有客家人参与或领导。其中如在1932年1月28日于上海开始的中国第19路军的抗日战斗中，不仅其主要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其主要将领也多由客家人担任。如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者陈铭枢便是客家人，其第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也是客家人，另外率华侨抗日大刀队支援抗战的大刀队长周辉甫也是客家人。在战斗打响后，由翁照垣率领的156旅最为勇敢，数次担任坚守要塞的任务，一度占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取得了保卫上海闸北的首场胜利。后来，156旅又在吴淞一带与日军发生战斗，击退了由此登陆的日军，以及在庙行、江湾一带参加围歼日军的战斗，与其他部队一起创造了歼敌800余人的战绩，被认为“守吴淞之功极伟”。③周辉甫组织了一支由归国华侨青年组成的“华侨抗日大刀队”助战，转战于闸北、浏河等地，取得了歼敌数百人、击沉敌船7艘的战果。对于这次战役，罗香林有较为中肯的评价，说:“他们在上海，以孤薄的军力，又旧式又短缺的兵器，竟能与野心勃勃、器械精备、接济丰盈的日本军队血肉相搏至一月之久，这不能不令人发生无限的敬佩，无限的同情;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他们和客家人民族意识的关系。因为他们抗日的精神和客家人在台独立革命的精神，或陈磷远援朝鲜的热诚，很像是有关联而一贯的呢。”⑧

1937 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客家人的抗日斗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参加抗战的第15集团军以及“军159师、72军88师、陆军第1军第1师等都有较多的客家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也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其中第15集团军司令兼18军军长罗卓英即客家人。他指挥所部在宝山、罗店、浏河一带抗敌，发挥了卓越的指挥才能。所部旅长蔡炳炎、团长李继落、营长雷汉池等都在他指挥下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成为前方抗敌楷模。“军159师由原广东教导团组成，曾与日军血战十余日。其上校参谋处长陈节是一位在这次会战中涌现出的客家杰出人物。第88师262旅524团团副由客家人谢晋元担任，在此期间指挥该团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立誓“以牺牲的决心……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殆忽。·“一待任务完成，做壮烈牺牲”，⑦以报效祖国。他们在四行仓库苦战4昼夜，先后击退日军6次进攻，杀伤200余名，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他所指挥的部队被称为“八百孤军”，事迹被拍成电影《八百壮士》，电影插曲《八百壮士之歌》传唱海内外，成为鼓舞全体炎黄子孙抗日救亡的动力。陆军第1军1师师长李铁军也是客家人，他率所部在吴淞、宝山、月埔一带抗敌，苦战两个多月，予日寇以重创。不少客家将士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其中如时任88师264旅少将旅长的黄梅兴.率部与日军激战于江湾、宝山一带，每战必冲锋在前，认为“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激励士气，打败日寇”。⑧后在八字桥一带指挥抗战时不幸被流弹击中，以身殉国，时年41岁，是“八·一三”抗战时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将军。另一位客家将领姚子青任18军98师 292旅583团3营中校营长，在9月3日至7日的宝山抗战中率全营官兵死守宝山县城，在子弹打光时与日军肉搏，最后与全营600余名官兵一起全部壮烈殉国，当时年仅29岁。国民政府通电全国，称“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气壮山河，志士之威，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中央日报》发表《吊宝山城中六百义士》一文，称他为“民族人格之表现”。民间也遍唱《姚子青大鼓词》、《姚将军歌》等赞颂他及所率官兵的英雄事迹。⑨

抗日战争时期，客家健儿不仅远赴上海等抗日前线作战，而且还在日军扩大对中国侵略时在居住地一带抗击日寇。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间， 日军飞机多次飞抵客家居住地广东梅县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和野蛮轰炸。驻军和民团奋起抵抗，先后有3架敌机被击落，飞行员6人被击毙，人称在“我全不设防的山城，……竟有如此惊人的成绩”。⑩1938年10月，日军发动广州战役，入侵华南地区。日军从沿海登陆，首先进入大亚湾，连陷淡水、惠州、惠阳、博罗、增城等客家人居住地区，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增城还被消灭400余人，被认为是其侵略华南时的首次重大损失。@其后，至1939年n月，日军大举进攻广西，受到广西客家人的抗击。又如在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间，日本侵略者多次派飞机轰炸蕉岭、兴宁、五华等客家居住区，炸死炸伤多人，造成客家居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激起更多的反抗，抗日义军也随之建立起来。其中如转战于广东和港澳一带的东江纵队，便是主要由客家人组成和领导的。这支义军在组建之初称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至1943年底改称东江纵队，拥有近万人的兵力，其领导人即著名客家将军曾生。在其成立之初至日本投降以前，这支义军在广东和港澳沦陷区积极抗击日伪军，大小战斗2000余次，歼敌近万人，是华南抗日斗争中一支重要队伍。除此之外，如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第4战区游击纵队直辖第2大队等华南抗日武装，以及由闽粤赣等省抗日武装合并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等，也都有较多的客家人参与其中。

客家人的抗日斗争是一场由来已久的群众运动，其规模之大和参加人数之多、所做贡献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其传统爱国精神的一次大释放、大检阅。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反抗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斗争行列，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尤为令人称颂。

二、抗日运动中的客家华侨

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身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从日军侵华一开始便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1928年，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占领济南，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消息传到海外，生活在南洋各国的客属华侨便与其他华侨一起开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运动，还积极组织起来，捐款救济难民和发起抵制日货活动。在新加坡的客属华侨还参加“山东惨祸筹贩会”，为难民进行募捐，两三月间即得国币120余万，直接汇交国民政府财政部。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各地客属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或“援助东北抗敌委员会”等华侨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大批客属华侨与其他华侨一样积极筹募款项，努力在经济上支援抗日。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19路军所得抗日款项1068万元中，就有洲为华侨捐款佩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客属侨胞。客属侨领胡文虎前后3次汇款给19路军。19路军军长蔡廷错说:“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7月7日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在海外各地的客属华侨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些旨在团结海外客属侨胞为抗战服务的客属团体也相继建立，而在此之前建立的客属华侨组织也更好地发挥了其组织作用。其中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马六甲客属公会、爪哇三宝垄客属公会、苏门答腊巨港客属公会、旅美纽约崇正会以及香港崇正总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客属团体。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是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架的，在会长胡文虎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即“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⑩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该会积极开展抗日筹款活动，在短期内筹得国币30余万元，成为筹款最多的南洋华侨团体。⑩同时，胡文虎本人还一如既往地在财力上支援抗日，仅在“七·七”事变至1939年4月间，所献义捐及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公债即达300余万元。1941年回国慰劳义军时又慨捐国币200万元。海外媒体称他为华侨中个人捐款最多的人严至于在不同时期所捐献的物资、药品等更是不计其数。另一个客属团体旅美纽约崇正会，是在“七·七”事变后由“人和会馆”改组而成的。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代表全体客家人名义的地位，筹款抗日救国，贩济祖国灾黎”。。后来，该会又成立了筹募军需委员会，组织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以及通过举行游戏、游艺等方式进行筹款，所得款项也悉数汇往国内。又如香港崇正总会，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批难民南下时，也成立了救济难民委员会，向当地及海外募捐救济钱物，并组织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等回东江工作，进行战地救护或开办医院，直接服务于抗日;同时还认购救国公债百余万元，礴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

除组织抗日团体和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抗战外，海外客家人还为祖国的抗日提供了较多的人力支援。他们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放弃较为优越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回国请缨杀敌，前述由周辉甫率领的华侨抗日大刀队便是其中之一。除此而外，还有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敌后的华侨服务团，以及运送伤兵的华侨救护队，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的华侨机工，驾着战鹰在祖国领空与日军作战的飞行员等。如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回乡服务团”、“星洲华侨战时服务团”、印尼的“华侨救护队”、马来亚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西北华侨服务团”等，许多都是由客家人参与或选派的。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由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成立于1939年1月。成立之初，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不得不扩编为若干分队，结果很快有吉隆坡、两才、文森、加影、士毛月等几个分队建立起来，于当年夏天携巨款和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人东江地区。其中吉隆坡队有73人，主要说广州话和客家话，⑩可知客家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到前线后，这支服务队的大部分人被编人抗日部队直接参战，一部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转战于东江流域各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汽车修理的南洋机工，人数多达3000余名，其中不少是客属侨胞，他们担负着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每天运输军用物资300多吨，并且经常要冒着敌机轰炸、严重疟疾等危险，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另外，由客家华侨参加的回国抗战飞行员和技师也有多人，在国民政府空军中占有较大比重，比如驾驶驱逐机的飞行员几占同类飞行员的义。⑩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62人，美国超过100人。1940年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就有145人报名。@另外在美国，还有华侨创办的衣馆飞行学校、旅美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波兰特航空学校等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和技师，先后有多批回国参战，以“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据《星洲日报》统计，马来亚华侨仅1939年就有3192人回国参战。另据广州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粤籍华侨在抗战期间回国效力者也有4万余人。。其中加人东江游击队者在100。人以上。

抗日战争时期的客属侨胞，还利用其身在国外的优势，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在舆论上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发起抵制日货或不合作运动，支援了国内的抗日斗争。1939年4月，有客家人参加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其他地区的华侨开办电台等，对外报道中国的抗日情况，以及组织救国宣传会、演讲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等，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另外，他们还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争取侨属地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各地客属侨胞自觉抵制日货，还成立了专门组织，制订《抵制仇货大纲》，开展“救国连锁运动”，相约禁买禁卖日货，也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在南洋的日矿华工还开展罢工运动，不为日本矿主采矿。在美国，客属侨胞参与了抵制美国废钢铁和战需物资运往日本运动。凡此，尤其是各地华侨对日贪的抵制，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量下滑，仅在南洋一地，“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输出1938年比1937年约减少38%，输人减少30%，贸易总额约减少39%”。⑩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国也相继沦陷，客属侨胞除支援祖国抗战外，还参加了侨属国的抗日斗争，其事迹也同样可歌可泣。他们与当地华侨一起，在白色恐怖面前毫不屈服，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如新加坡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的人民抗日军、华侨抗日军、136部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等，都是著名的抗日武装。同时，在美洲、澳洲等地，客属侨胞也积极参加了所在国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其中在美国的华侨男性近塔在陆军服役，空军第14地勤大队士兵几乎全是华侨。⑩

总之，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客属侨胞始终不懈地以各种方式全力参与抗日斗争，’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为祖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他们与其他华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爱国整体，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第二次爱国高潮”，@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的国民政府评价他们“为抗战建国力量源泉之一”，⑩“是一万分地对得起祖国”。@，朱德说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新中华报》社论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上述评价所指早是整个华侨，但由于客属侨胞在华侨中占有相当比例，@其生活地区又主要是支援抗战最为踊跃的南洋，因此，以上述评价客家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客家名人及其在抗日运动中的作用

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利益的伟大壮举。在这一运动中，许多客家人因其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名垂青史，但有更多的人是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样值得我们祟敬和缅怀。

在这些知名客家人物中，既有在抗战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客家将士，也有在敌后从事爱国宣传的客家名人，更有在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客属侨胞。如陈铭枢、翁照垣、周辉甫、罗卓英、陈节、谢晋元、李铁军、黄梅兴、姚子青、曾生、胡文虎等都已见前述，在此仅对客家将领李蔼、梁智伟、丘易色、曾国华、叶挺，客家文化名人郭沫若，客属侨胞钟若潮等人的事迹略加介绍。在上文已经提及的客家将领罗卓英，由于还有更多的抗日事迹，故也在此一并补充介绍。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在“八。一三”抗战后任19集团军和中国远征军第1军总司令等职。任19集团军总司令时指挥湘赣上高之战，获得了毙伤日军1.5万人的辉煌胜利。任远征军司令时人缅与日军作战，在仁安羌大战中救出被围英国盟军7000余人，重创日寇。他在抗战中还写了大量爱国诗篇，其中如“七月七日桑干水，忽作惊涛诉不平。最后关头今已到，战尘扬处马蹄轻”;“战火漫天战马腾，江波海浪涌层层。健儿争饮楼儿血，手挽楼头笑月明”，⑩等等，表现了他关注国家安危、赤心报国的豪迈之情，成为鼓舞将士英勇杀敌的战斗号角。

李蔼，广东梅县人，“一·二八”抗战时任19路军连参谋副官。19路军南撤福建后参与“福建事变”，反对内战，力主抗日。事变失败后回乡组织抗日自卫队，任大队长及第3军司令部少校参谋等职。“八·一三”抗战时主动请组至上海，任18军83团2营中校营长，于闸北洛阳桥一带率部抗击日军，在激战中以身殉国，时年仅30岁。

梁智伟，广东梅县人，抗战爆发后任团副，先后参加古佩北口、保定、台儿庄和长沙会战。1937年底率部袭击日军邯郸机场，大获全胜，荣立一等功，被国民政府通报嘉奖，荣升上校团长。后人有诗称赞他:“挥戈指日往中原，不破俊奴哲不还。夜袭邯郸丧敌胆，寇尸遍野兽机残。”

丘易色，广东梅县人，抗战初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任陆军第5军工厂管理处上校科长，负责军火生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军远征缅甸，任机械运输处少将处长，为保证枪械运愉和供应做出了卓越贡献。后在随军撤退时牺牲于中缅边界的野人山。

曾国华，广东五华人，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115师343旅685团第2营营长，于1937年9月25日指挥所部取得与日军在平型关作战的首场胜利，所部5连也被称为“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后来，他又率部参加了太原保卫战等，与日军周旋于晋、察、冀、鲁、豫等地，数次与日军交锋并屡立战功，他也因功升任支队长、一边区军政委、旅长等。

叶挺，广东惠阳人，抗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军长，领导南方8省14地区的抗日斗争，先后指挥部队与日军交战2000余次，歼敌或俘获5000余人，使南方成为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华民众之干城”。⑧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流亡日本，“七·七”事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赴上海“八·一三”抗日前线慰问官兵，。后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3厅厅长。他认为，文化抗日与军事抗战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指出:“抗御日寇侵略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 一条用枪，一条用笔。必须枪与， 我们战时文化工作应该是增加 笔相结合，才能战胜日寇。因此抗战力量，·佩二减少敌人的力量， ……瓦解敌人的力量。’，肠他领导第3厅，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利用各种文化手段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挥自己的文化天赋，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诗歌、小说、剧本等。他所创作的历史剧，借以“表扬前代的抗战英雄”，“来鼓励现代人的抗战情绪”;“用古代投降卖国的人，来讽刺现代不努力抗战的人”。⑩他形容自己“拿笔固是像拿枪一样勇敢地对着敌人”。⑩仅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的1年零4个月时间里，他就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其中《屈原》上演时，其“大气磅礴的爱国主义激情，精湛完整的艺术演出，征服了广大观众，大家奔走相告”。

钟若潮，原籍广东梅县，侨居泰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自泰国回国，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后任游击总队第3大队独立中队政委。·在日军进攻马山时指挥所部奋力相拒，坚守马山，毙伤大量日军，最后壮烈牺牲。

以上仅就所知，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客家名人略做介绍。他们与前述诸位客家名将、名人一样，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因资料所限，他们或许并非全是这一运动中最有代表性者，或者还有更多的客家名人事迹需要我们去发掘，但用以说明整个客家民系在当时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想必已是足够了。

四、余论:客家爱国传统再认识

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客家人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在此之前明末陈磷人朝抗日和清末台湾客家人抗日，都是传统爱国精神的直接体现，与其一向具有的爱国爱家传统相一致。对此，罗香林先生曾做过深人研究，指出，客家是一个最富爱国保族思想的民系，其爱国传统的形成与其民系诞生的历史有关，亦即“他们先人昔年曾受北部异族强烈压迫，向南迁徙非出己愿;当其辗转达至大江南北岸时候，已不知经了几多流离，几多颠顿，而后九死一生。幸存着一部分系裔追怀往痛，旧恨难消，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种嫉愤外族的情怀遂致历久不释，。这许就是他们民族思想来源罢”。@这里所谓的“民族思想”，亦即爱国思想或爱国传统。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种思想在客家人中的传统性，罗香林还对客家历史加以考察，指出其爱国精神和反抗侵略传统都由来已久。如早在南宋末年的元兵南下时，生活在闽粤赣的客家人就出于民族情感奋起勤王，与元兵度战于东南各地。“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及元朝灭宋后，客家人又采取不合作态度，耻于在元朝为官，以至“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做官者”。。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其后，至明朝灭亡时，客家人又以满清人侵，“痛国家骤然易主，咸思出而复明”，⑩又一次形成拯救民族危亡的高潮。根据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的统计，明清之际的客家著名节义之士即达39人之多。他们大多是在明代末获得一官半职的书生，出于传统爱国本能而反清，“或无可如何而退隐山林，皆由受民族意识暗中驱使，于国君个人恩爱关系较轻”。他们与客家以外的反清义士大多是晚明官吏具有根本的不同，⑩因此，“这一点是很可注意的”。@他们的反清还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如在清代中叶以后影响渐大的“天地会”，便是由“反清复明’，‘义士创建并在客家人中发展起来的。由客家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不过是在“天地会”的基础上加以西方宗教的形式而已，其反清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关于这点，他们在讨清诏书中宣称:“凡属满官，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系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寝其皮。’，@可见对满清政府痛恨之深和民族意识之强烈。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其幸存者有些逃亡海外，有些隐避于东南各省，仍秘密从事反清活动，成为以后孙中山领导南方各省发动反清运动的基础及动力。所以，罗香林结论道:“无一而非由他们爱国保族的思想而出。’，.亦即他们的爱国行动是始终一致的。

罗香林对客家爱国传统的追溯，以及对其爱国本质的挖掘，应该说是深刻人理的。他把客家传统与民系形成的原因联系起来，认为这种传统在客家人中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基础，显然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本症结.只是在此应明确的是，在他为立论而使用的概念上，无论是“民族思想”还是“民族意识”、“爱国保族思想”等，都是以承认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为前提，其所谓的“民族”亦即汉族，“国”亦即由汉族人建立的宋朝、明朝等。所反对的也即蒙古、满族等灭亡汉族政权、建立元朝、清朝者。以今天的观念而言，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满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他们所建立的朝代，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客属侨胞首次因大规模地参与而登上历史舞台，为其民系的传统爱国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一运动发生的时候，广大客属侨胞不仅继承了其民系的传统爱国精神，而且由于自己身份地位的特殊，较国内客家人具有更深刻的爱国情结。对此，史书称他们“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族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家阀之荣，皇灵之震叠”。⑩他们在抗日运动中表现得如此可歌可泣，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对于这种原因，我们今天虽然还无法说得十分具体，但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广大客属侨胞虽然背井离乡流落海外，但与家乡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家乡的安危也与他们息息相关;其次，他们在侨居地大多从事商业经营，尤其是南洋各国，由于日本极力推行“南进政策”，大搞经济扩张，使他们的经营受到极大威胁。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前的1936年，日本对南洋的进出口贸易额已达5.6亿元，比1915年增加了8.6倍。@同时，日本还设立“南洋拓殖会社”，鼓励和协助日本人移居南洋。又直接投资橡胶、铁矿石、锡、锰、石油等战略物资及消费品生产，倾销日货;培植土著或印度人充当日货代理商和零售商，组成商业流通网，取代当地华侨传统的中介商地位，从多方面打击华侨经济。因此，仅仅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客属侨胞也会群起抗日，更何况其民系原本就有抗日爱国传统呢!故而，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抗日救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客属侨胞的迫切追求了。

海外客属侨胞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与国内客家同胞一样具有一贯性。早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运动兴起时，他们或积极投身于革命行列，或捐资助晌支援革命，因此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此后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只不过是其传统爱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罢了。

总之，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在发生于19和20世纪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海内外客家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是拯救民族危亡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天，虽然这一运动已经过去多年，但其在当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