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容家人的族群恋象和文化建构

—一个过程论的观点

周建新

前言:问题的提出

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m)和帕梅拉·斯图瓦德(Pamela stew叭)这两位当今最多产、最活跃的人类学家，在新近撰写的题为《人类学之路》的一文中明确提出:

当代人类学必须有能力思考这三种分析因素:过程、历史、结构。某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比另外的因素更重要，例如我们研究巫术和闲话时就突出了过程论方法。但是，过程和历史建构都是结构性的，并且通过地方哲学观念所体现的具体世界观来表达的。

所有对过程、历史、结构的强调，都呈现了一条从人类学的过去延伸出来的线索，那就是对意义和意义解释的关怀。没有意义关怀，过程研究将变得肤浅……在这里，过程、历史、结构的道路相互沟通，又与意义、想像、能动性(或称为选择力和创造力，它们使过程逐渐变成历史和结构)的道路交汇在一起。不论在小范围上还是在被称为“全球化”的场景中，人类学作为一门敏捷而积极的学科，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贴近观察具体事物，运用整体论方法加以阐释，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研究指南，也是一种把过去、现在、将客家戈化措质与客家措神研究来放在一起加以审视的人类学眼光。①

笔者摘录上述引文，无意论述或证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理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欣赏他们在文中所秉持的“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理念，以及对于过程论与过程分析理论在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特别强调和重视。本文将拾斯氏夫妇之牙慧，从过程论和过程分析的角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离散、文化自觉等概念，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勾勒描画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及其族群身份的文化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