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的迁徒流转文化

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

舒 龙

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并最终选择了赣、闽、粤这块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然而，这里的地理环境生产容易复苏，却不利于大范围的经济交往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之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和原地循环的简单再生产之局限与经济暨人口发展需求的矛盾，以及外来经济的诱力，许多客家人为谋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或在原客家聚居区不断向山顶开垦，或经营新的小盆地，或举家迁徙远走他乡，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流转、播迁海内外，继而过台澎、迁粤西、去湘川琼贵，甚至出门过蕃、跨洲越洋，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湖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由此看来，汉民族的人生哲理宝库中“树挪死，人挪活”一说，经典中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古训，将“迁”与个人、家庭、宗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之后才作出抉择。而这种迁徙、流动的客家文化，又被世人称之为“东方的吉甫赛”。

数百年来，客家这种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毛红军的运动战术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先后举行了1927年8月l日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从当时全国范围看，革命尚处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失败。身为“秋收起义”领导者的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中国民党军队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准备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冒着将会被加上“逃跑”和“机会主义”的罪名，以极大的勇气，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面转向农村，毛泽东毅然带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开展游击战，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