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领袖与槟城的社会文化

黄贤强

一、导言

槟城(Penang)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北边，过去称为槟榔屿，也称为庇能。它曾是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一部分。现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英国人在1786年开始对槟城实行殖民统治和开发。许多来自闽粤地区的中国人来此地谋生。到了19世纪末期，槟城华人人口约有十余万，其中以闽南人居多，其次是粤籍(广州府)人，再其次是潮籍和客籍人。客籍人占华人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清政府在1893年开始委任槟城侨领为副领事，隶属于驻新加坡总领事。先后受清政府任命的槟城副领事有张弼士、张煌南、谢春生、梁碧如和戴欣然。他们都是当地的客家领袖。过去已有一些论著讨论为何客家人垄断槟城副领事一职及清末历任副领事的事迹，在此不再赘述。①学术界对民国成立以后槟城的领事①尚缺乏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讨论民国时期，客家籍中国驻槟城领事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1912年至1941年间先后担任驻槟城领事的客家领袖分别是戴淑原(戴培元，广东大埔县人)和黄延凯(广东梅县人)。③前者的任期是从1912年至1930年;后者是从1933年1940年。换句话说，从民国建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大部分时间，客家人担任了槟城华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领袖职位。这段期间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期，也是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客家领事主要处理了槟城华人社会中所关心的什么问题?又如何动员槟城华人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前后任客籍领事在相同的空间，但不同的时间和社会情境下，处理当地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重点又有何差异及为何有此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