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信仰与祠庙、会馆、宗亲会
更新时间：2015-01-13
在对妈祖信仰进行全方位研究时，会遇到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妈祖信仰的所在一祠庙，往往会和与之无关的公会、行帮性质的会馆，以及以血缘姓氏为主导的宗亲会同处一室，混而居之。
这种特徵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沿海地区的妈祖祠庙，尤其海外华人所修建的妈祖祠庙最为显著。
就福建莆田湄洲祖庙而言，祖庙专事敬奉妈祖，不杂其他作用。在莆田县除林氏族人修筑祠庙时，特将神庙与族祠合为一体，譬如，港里天后祠不仅供奉妈祖神像，还是林氏宗祠的所在。一般祠庙绝少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福建沿海妈祖祠庙的情况。
在福建省界之外，情况就有差异了，而且，离福建距离越远，其差异性就越大。
广东《海阳县志·坛庙》载:【天后香火盛行，在城如两浙、嘉应州、镇平、汀龙各会绾……俱为塑像立庙，皆民间私建。】另见《创建潮惠会馆记》载:【……嘉庆年间，于洋行街捐厘公建潮州八邑会馆，奉天后妃焉。】这里说的是在修建会绾时，附带设立妈祖神像祭坛，除供自己祭祀之外，也可开放对外供民众参拜。
这种现象与上海的情况颇相似，上海在清末就是一个颇为繁荣的大商埠，各类会馆密若繁星。根据上海博物馆现存的碑刻资料，我们知道当时在上海设立会馆的商船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潮惠会馆等，这仅仅列举一些较大、较为著名的会馆。其实就会馆而言，一个地区很可能就会在上海设立若干分属不同振系或体系的会馆。这些会馆无不设坛祭祀天后，会馆配天后神坛可以说是中国会馆的一大特色。
据上海南市区会馆街商船会馆所存<重修商船会馆碑记>载:
吾邑商船会馆，崇奉天后圣母，其大殿剧台创建朴康鱼五十四年，自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算，添造南北两厅，祀福山太尉褚大神于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藤大神于南厅。嘉庆十九年，锡金同人铸钟鼎，崇明同人建两面看楼。后于道光二十四年，多商号建造并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等所，盖极缔造之巨观矣。于是会馆事务，悉归商号经理……
余下所载均为各商号捐款数目，录以备忘，洋洋篇幅，不费其详。这是这类文体的特征。不过，我们从中可知会馆供奉神灵不限于妈祖，同时另奉其他神明，这现象与南洋一带的华人会馆的情况颇为类似，观音、关帝和妈祖是各会馆普遍供奉的神明;同时，我们亦可知会馆建造所需资金，无不来自会绾成员的捐助，可见会馆是个公共场所。
既然人们乐于捐助，可见会馆必有益于捐助者之处。那么，我们不妨追问一番，会馆的作用又是什麽呢?
曾任湖南巡抚的清代著名金石家和书画家吴大徵在<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中写道:【会馆之建，非等春秋覆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桑梓之谊，相与乐其乐也;亦以懋迁货店，受尘列肆，云合星聚，团萃一方，讵免眶訾，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解。】
<重修泉漳会馆记>也称:【吾闽泉漳两郡人之贸迁于外者，夙称繁盛。凡所托足之处，类皆建有会馆，所以联商情而敦梓谊‘--…】而<泉漳会馆兴修碑记>说得更为干脆:【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有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盖生逢国家升平之日，设呈招商，遐迩毕至。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航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
会馆的作用都可从这些会馆的修建者和碑文撰写中去理解，其作用无非是联络乡谊、互通商情，旅寓寄居的公共场所，依此相互帮助，团结对外，共谋在异乡求得发展壮大，这应当说是会馆发起者的一种共识，也可以说是旅居他乡的乡亲们的一种共同需求。可见利益之使然，将某种具有共同特征（同乡或同行）分散的个体，聚而拢之，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会馆的作用大致如此。这状况固然带有乡土的狭隘性，但在会馆所处的时代，这情况又是难免的。
我们所介绍的这些会馆的资料，基本为清代所遗留。碑文和笔记均明确写道，于馆中修设妈祖祭坛，是希望得这尊神明的庇护，而且这些会馆不管是在设计蓝图时就将祭坛考虑在内，还是先购置地产后边改拓会馆，边修设祭坛，妈祖祭坛都如正房大梁一样，是会馆的中心所在。
中国的会馆或因同乡相聚而成立，或由同业同行而组成，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与地点，会馆又可能成为帮会和行帮赖以向社会注册的身分证。不管它由何类所组成，相互帮助是其主要的功能，共同利益的趋使使这个团体组织化了。
妈祖信仰起始于莆田，早期的莆籍人士无论行舟，还是经商，都将妈祖供奉于身旁。于是，妈祖无形中便成了这个共同体的图腾标志，莆籍同乡只要一见妈祖神像或祠庙，便知有乡亲存在。当妈祖逐渐被公认为是护航女神时，行业性的公会便首拥其为自己供奉的神明。因为在古代社会分工尚不细致，船家和商家往往混为一体，即使在稍后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了明确的分工，船家和商贾断然有了区分，妈祖作为保护江海漕运的神灵，仍未摆脱对商家的关照，让商贾旅途平安，就等于助其财源茂盛。商人因之感激她，祭奉她，希望得到她神庇，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