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亦称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孔子、孟子等古代哲人，在总结前人思想文化成果，吸收同时代各家学说的基础上， 创立了儒家思想并形成了儒家学派，成为后来儒学文化发展的源泉与基石。儒学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思想，其蕴含的具有 真理性的精华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当它传播到亚洲、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并同那里的文化相融合，又成为世界 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儒学虽然发源、形成于中国，但早就超越了中国的地域，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中国人民 对儒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儒学在东亚

　　（一）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已无从具体考证。据1485年朝鲜编写的《东国通鉴》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时的箕子就率领“五千人入朝 鲜”，中国的诗书礼乐“皆从而往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燕、齐、赵等地的人们多有前往朝鲜半岛者，他们把中国的物质文化和儒家的礼乐文化也带到了那 里。到了西汉时期，儒学的经典著作《论语》传到了朝鲜半岛。从那时起，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同朝鲜半岛在儒学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

　　李朝世宗于14世纪初叶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在这之前，朝鲜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早在公元1、2世纪，汉字就已成为这个时期朝鲜半岛交往的公用文字。而秦汉时期儒家的经典也大量传入了朝鲜。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从传播的具体内容和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4世纪末以前是第一阶段，传播的内容是汉唐儒学，此时儒学尚未完全确立起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在中国西晋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建立太学，施行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到了中国隋唐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到 新罗的统一。在统一前的高句丽，由中国传入的典籍就有《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当时的百济也由中国传入了“《五经》、 子、史”。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儒学文化继续在半岛传播。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对学生教授《五经》和《论语》。新罗国王亲自到“国学”听 讲，唐玄宗称其为“君子之国”。737年，唐玄宗还派遣一个叫邢璹的学者出使新罗，主要任务就是去讲授儒学经典，并使那里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儒学之盛”。 在新罗统一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仅837年一年前往唐朝的留学生就多达200多人，参加过唐朝科举考试并贡科及第者58人，他们回国后 对推动儒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崔致远，他在唐朝为官多年，回国后成为朝鲜半岛的儒学大家。

　　高丽时代（公元10世纪初—公元14世纪末），佛教在官方的庇护和扶植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儒学同佛教一样，作为统治阶级思想武器的一翼，在此时期得 到更大的发展。公元930年，高丽已在西京“创制学校”，设“书学博士”。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公元992年， 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由于国家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儒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是，由于公元993年开始的历时30年反抗契丹入侵的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官方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教育的发展出现一种新的倾向 ——兴办私学。首次举办私学的是崔冲（984年—1068年）。崔冲字浩然，号惺斋，历任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在70岁退职以后，办起私学，专心儒 学教育。由于他声望高，贵族子弟争相进入他的学校，做他的学生。在崔冲和私学的影响下，还先后建立了11所有名望的私学，当时把这12所私学的学生，称作 “十二徒”。

　　14世纪末以后是第二阶段，传播的内容是程朱理学。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随着李朝建立后“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在朝 鲜半岛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朝鲜王朝的五百多年间也是名儒辈出，金宗直、郑汝昌、赵光祖、李退溪、奇高峰、成牛溪、李栗谷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末，高丽王朝开始衰落，一批文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维系人心，开始引进朱子学。其早期代 表人物有白颐正、禹倬等人，14世纪末李朝王朝建立，郑道远、权近等人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不仅从道德伦理上批驳了佛教，而且从哲理上抨击了佛教，从而为 朱子学取代佛教，以及其在15、16世纪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李朝的稳定，社会又出现新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开国功臣为核心的“勋旧派”和在地方书院受朱子学教育的“士林派”。这两派不断相互斗争， 最后以“士林派”的胜利而告终。被称为后起士林的李退溪、李耳等人，吸取前期士林的经验教训，不仅继承和发挥以往士林的业绩，而且集中朝诸儒之大成，使朝 鲜半岛朱子学发展到顶峰。李退溪又名李晃，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退陶，生于朝鲜燕山君7年（1501年），卒于宣祖3年（1570年），是朝鲜儒学 的泰斗。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学术理论，并自己开创了退溪学派。李退溪远承孔、孟的心法，近守朱子的遗教。政治方面，注重德治，以孝、悌、慈为本。李退溪至今 在韩国家喻户晓，韩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将其头像印在了1000元的韩圆上。此外，首尔钟路区北部亦有一条退溪路用以纪念他。

　　（参考：中国民族宗教网 滕文生：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相关链接：

　　1.儒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http://sd.people.com.cn/BIG5/n/2015/0504/c366019-24731163.html

　　2.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40739-1.htm

　　（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 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据史载，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的王仁将《论语》传入日本，并帮助日本设立五经博士。当时应神天皇的太子还拜王仁为师，“习诸典籍，莫不通达”。这是 有记载的儒学传日之始。大体上在隋唐以前，中国同日本的文化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学者进行的，所以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朝鲜半岛曾起过桥梁作用。在 隋唐以后，日本同中国的文化联系，则主要是通过双方人员的往来而直接进行的。

　　中国的隋末唐初是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天皇的圣德太子曾依照儒学的“德、仁、礼、信、义、智”等思想，制定17条宪法，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革。据史书记 载，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史有三次，遣唐使有十多次，而随使者前往中国的还有大批留学的学生与僧人。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到651人，最少的也有 120人。在中国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留下了许多盛事佳话。比如，公元607年，随日本第一批遣隋史到中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留学僧 旻，他们目睹了隋朝的败亡和唐朝的兴盛，回国后都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国博士。645年，在他们的协助下，孝德天皇主持进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所谓大 化革新，就是借鉴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和唐朝的律令制度，在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又比如，借鉴中国汉字形体对创制日本文字有功的吉备 真备，在唐玄宗时曾留学中国17年，他对中国的儒学典籍和历史、法律的研究都很有成就。又比如，浸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等文艺作 品以及书法、绘画和其他技艺文化，通过日本来华的学生和学者，也大量传播到日本，对日本文艺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同 李白、王维等唐代大诗人的友谊，更是传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佳话。

　　中国宋代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到中国明清时期亦即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进入了第二次高潮。江户时代就是德川幕府当政时 期。德川家康创立幕府之初，就确定儒学为日本的官学，他本人富有儒学修养，曾亲自召集学者讲授儒学和中国文化典籍，并主持刊行《孔子家语》以及《群书治 要》、《贞观政要》、《六韬》、《三略》等文化典籍，以此作为教化人们和治理国政的参鉴；第五代将军纲吉曾在幕府设立儒官，亲自讲解《论语》；第八代将军 宗吉进一步推行“儒学治国”。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兴盛，是同那时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从1693年至1803年的一百多年间，通过商船运进日本的中国文化书籍就达4181种之多。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 的，儒学成为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

　　日本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面接受欧美文 化，儒学受到空前冲击，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只顾拼命死记的无用的学问”。著名思想 家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半政治的学问”，与“人民同权”有着敌对的关系。此后日本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对儒学斟酌损益，剖 垢磨光。经过对儒学的改造与利用之后，日本逐步把儒家伦理中的合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创造 出资本主义国家又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实例。可以说，日本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就是吸收与改造儒家伦理的过程。（参考：滕文生：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 的传播与发展）

　　相关链接：

　　1.儒学在日本:http://news.sina.com.cn/c/2006-02-08/15039047914.shtml

　　二、儒学在东南亚

　　（一）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越南的古代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越南史书所称的北属郡县阶段；二是越南独立建国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 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一个叫李翁仲的人，就曾前往咸阳学习儒学典籍。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时期，儒学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区 已经传播和践行起来。史书上说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就是证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 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学文化在越南地区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区坚持进行“导之以礼”的儒学教 育。三国时担任过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儒学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过他们的传经弘道，推进儒学的教 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现了“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四十年境内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岭南地区又得到了 新的发展。越南地区的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均进士及第，其中姜公辅还当过唐朝宰相，被誉为“千古文宗”。唐朝的达官名儒褚遂良、杜审言、沈佺期、宋之 问、刘禹锡等都先后流寓越南地区，王勃的父亲王福畤还任过交趾令，他们都为越南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作出过贡献。

　　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宣布独立；到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建国的发展阶段。在越南建国初期的吴朝、丁 朝、前黎朝三个朝代，实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践行并未停止。1009年建立的李朝和1226年建立的陈朝，推行“儒释道并尊”，儒学 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陈二朝的当政者将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举行过盛大的贺《五经》仪式；陈朝时期的越南，从中央到地方成立 了国子监、国学院、大学及书院、府学，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儒学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陈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研究，著有《四书 说约》，被颂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实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还亲自著《明道》、译《书经》、编《诗义》，推动儒学知识的普及。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进入“儒教独尊”时期。黎利即黎太宗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要考《四书》，并在全国刻印《四书大 全》。黎圣宗则在越南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儒学的兴旺推动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贯穿着儒学思想的著名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就 是这个时期由史官吴士连撰修的。1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继续推崇儒学，以著名儒学家阮涉为院长的崇政学院，曾组织学者把《小学》、《四书》翻译成字 喃，并刻印成《诗经解音》，以便于人们传颂。1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继续实行“儒教独尊”的国策，儒学从北到南 推广至湄南河三角洲，践行于越南全境。阮朝的明命、绍治、嗣德诸帝都亲自研究儒学。阮朝初年的儒学名家范登新著有《大学衍义》，另一儒学名家汝伯仕著有 《易系解说》、《大学圆谈》。由阮朝国史馆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均以“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成为研究越南历史文 化的必读书籍。在阮朝时代，可以说越南的儒学研究、教育和传播、应用都达到了极盛之时。

　　在近代，由于北方越南受中国大陆极左思想影响，曾一度批判儒学并禁止学习，不过近几年又开始肯定儒学价值并鼓励学习。南方越南则一直推崇儒学，并成立 了有多家孔学会和儒学会。“西贡、顺化及大勒各地的大学也设有汉学讲座,顺化大学的汉学院由汉学家主持,以经学为主,词章为辅,培养汉学的专门人 才。”1953年越南教育部通令,定孔子诞辰日九月二十八日为“教师节”,将孔子看成是越南的“至圣先师”。这一天,各地举行孔子纪念大会,宣扬孔孟之 道，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之深。

　　（参考：滕文生：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相关链接：

　　1.河内文庙－－国子监：http://www.chinanews.com/hb/2010/07-12/2397057.shtml

　　2.越南河内大学生毕业季：相聚在文庙：http://www.cccrx.org/guojia/html/?6592.html

　　（二）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且长远的。今天仍有76%为华人的新加坡，自然不可能找不到儒学背景。《兴建崇文阁碑记》上有：“读孔孟之书，究洛 闽之奥，以宏正道宪章文武”——这清楚地反映了19世纪的新加坡对于学习儒家文化的鼓励和提倡。

　　儒学传入新加坡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49年,华商陈巨川在新加坡主办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1854年,他又与其他20人合办了“萃 英书院”。该书院碑文云:“我国家治隆于古,以教化为先,设为庠序。”[④]所办的这些华文学校其主要课程都是“四书”、“五经”。学校教育学生要“读孔 孟之书,究洛闽之奥”,“宏正道,宪章文武”,“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从而使“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荒陬遐域皆化为礼仪之邦”。 [⑤]自此,新加坡的儒学教育逐渐走向兴盛。

　　有的学者把中国文化在新加坡近代以前的传播和发展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19年新加坡开港到19世纪末，传统的中国文化移入新加坡并得到发 展，包括民间信仰、佛教和儒家学说。在早期民间宗教信仰较为普遍。19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第二期，儒家文化逐渐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后，发展到第 三期，近代文化色彩渐浓，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扩大。五四运动后，新加坡文化又深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亚西亚，成立了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出现了朝野共倡儒学的时代。由于新加坡政府积极提倡儒家文化，加之华语运动的大力推广以及在中学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使儒学在新加坡得以复兴，被外界称之为“文化再升运动”。

　　自80年代后，新加坡全国上下开始有组织的学习儒家文化至今，并开办了专门研究儒学的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重新认识儒学并研究其现代及现实的作 用、价值和功能等，由此也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研究热潮，唤醒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儒家文化圈及东方现代儒学道路延续与演变等问题的关注。在新加坡，现在 儒学研究及实际应用已经超越中国并赶上日本，向更大更广阔的空间不断发展着。

　　（参考： Jechose: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相关链接：

　　1.新加坡生活：儒家思想盛行于新加坡：http://sg.xinhuanet.com/2014-04/21/c_126411867.htm

　　2.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10_7964_1343785.shtm

　　（三）儒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影响

　　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了。从两汉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交通的拓展与畅达，中国同 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起来。这种相互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渠道进行的：一是通过相互间 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的；二是通过相互间人们从事的经贸往来和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进行的。在中国唐朝时期，从公元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时到 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时的两百多年间，属于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盘国，曾几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访问。

　　从两汉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到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越往后越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特别是到15、16世纪至18、19世纪形成了高 潮。据史籍记载，通过经商和就业谋生并逐渐在马来西亚地区定居下来的华人，在槟榔屿18世纪中期就已有1400余人，到18世纪末增加到3000人，到 19世纪初已达到7000余人；在马六甲定居的华人，18世纪末期已超过了3000人。

　　在18、19世纪的不少马来西亚华人社区，先后兴办了一批包括义学、私塾、书院、书社的旧式华文学校。1815年在马六甲地区已有9所华文私塾，约有 学生160多名；1820年左右在槟榔屿地区有4所华文学堂；1829年在新加坡地区有3所华文私塾；1849年和1854年，马六甲的华侨陈金声先后在 新加坡创办了崇文阁私塾和萃英书院，他还于1889年在槟榔屿创办了南华义学。到20世纪初，一批新式的华人学校也先后兴办起来，如“孔教会中华学校”和 “乐育”、“中西”等学校。在旧式学校中，充满着儒学文化的教育色彩，崇文阁就明确以“读孔圣之书，究洛闽之奥”为宗旨；在新式学校中，儒学知识的教育也 是重要的内容。无论旧式的还是新式的华人学校，作为儒学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基础渠道，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区儒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参考：滕文生：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相关链接：

　　1.一棵种在海外的苹果树：马来西亚儒家文化传承：http://culture.china.com/zt/yunwei/chenqisheng/?hdtj

　　2.马来西亚华校杏坛协会组团赴华探索儒家文化：http://www.chinanews.com/hwjy/news/2010/06-11/2337419.shtml

　　（四）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了。据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1世纪在今天印尼的苏门答腊就有来自中 国的人定居。从两汉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交通的拓展与畅达，中国同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 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起来。这种相互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渠道进行的：一是通过相互间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的；二是 通过相互间人们从事的经贸往来和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进行的。

　　关于相互间的使节、官员的往来。从中国方面说，三国时吴国出使的官员朱应、康泰，南宋时出访的官员周去非，元朝时出访的周达观和航海家汪大渊，他们曾 先后到过属于今天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一些地区，归国后分别著有《吴时外国志》、《岭外代答》、《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书 籍，记述了他们所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民情情况。从东南亚地区方面说，史书上关于他们的使节、官员前往中国的记述也相当不少。在中国东汉时期， 属于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邑豪、今缅甸东部的掸国国王、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国王，都曾遣使前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中国唐朝时期，从公元 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时到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时的两百多年间，属于今缅甸境内的骠国、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和真腊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盘国、今印尼境内 的室利佛逝国等等，都曾几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访问。其中，公元801年骠国国王雍羌派遣王子率领骠国乐团一行30多人访问中国，向唐德宗君臣献骠国乐12 曲，在长安宫廷中演出数日，曾轰动一时。诗人白居易在观看演出后写了一首《新乐府?骠国乐》，说是“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举正朔”。唐德宗还致信雍 羌，以示“柔远”之意。在中国唐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地区的使节、官员以至国王前往中国访问的事例，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关于相互间的学者、僧人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在东晋末年，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返国时曾在今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逗留了5个月，进行讲经活动并了解 当地的风物民情。唐代高僧会宁曾前赴今天印尼的爪哇、三佛齐学佛与弘佛，另一位唐代高僧义净也到印尼地区访问过，并在三佛齐居住达10年之久，与他同时到 印尼的僧人有近20人。中国学者出访或出使东南亚地区，千百年间也是所在多有。中国晚清时的两位著名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就曾先后到过新加坡地区。左秉隆 在新加坡长达10年，他组织当地学人研究儒学典籍，对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黄遵宪在新加坡期间，曾组织“图南社”并亲任督学，指导华人学 子研读中国古代经典，探讨儒学思想和当地的社会问题。

　　关于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和人们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从两汉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到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越往后越呈现出 与日俱增之势。特别是到15、16世纪至18、19世纪形成了高潮。据史籍记载，在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时就有一批为躲避战乱而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 最终在苏门答腊定居下来；中国元朝时，爪哇的望加锡、勿里洞等地已出现华人居住的村落；中国明朝时，在巨港地区定居的华人已不下1万人。到1860年印尼 的华侨华人已有22万，1880年增加到34万，1900年达到53万。

　　在中国同东南亚地区两千多年的交往中，结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邻邦。其相互的人员往来和政治、经济交往，必然带动和促进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国 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统观起来，儒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东南亚地区进入兴盛和高潮时期，是到18、19世纪了。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国家积贫积 弱，人民苦难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人空前增多。这些人大多是为了谋生，也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还有一些人是为 了中国的救亡图存，前往东南亚地区寻求政治、经济的支持力量。华侨华人大量聚集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形，从前面讲到的马来西亚、印尼地区在这个时期的华侨华人 人数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随着华侨华人的急剧增加，讲读儒学典籍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各种形式的华人学校大量兴办起来，华人学者的学术文化活动也普遍开展起 来。

　　（参考：滕文生：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相关链接：

　　1.东南亚团体儒学学员赴尼山圣源书院研修见闻：https://www.baidu.com /link?url=1owc4T3HhgclH2I_JyddI5ljWJs2mS62BrZ7wR6WmQnaWggryh6nXA_3ZKKwkqRVjz4t7DctRozIjO1XDLb5ZHjlVvnGx

　　nc0kahfbG8Q_&wd=&eqid=d7b584df00011880000000045627430

　　2.儒家文化与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制度：http://www.520jcw.cn/a/lw/gs/2012/01214640.html

　　三、儒学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 的耶穌会士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 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 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 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 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 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 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 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向世人显示了华夏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能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 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 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 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

　　（参考：中国经济综合网）

　　相关链接：

　　1.儒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http://civ.ce.cn/zt/qmyd/yx/200705/31/t20070531_11557363.shtml

　　2.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http://ica.org.cn/shijie.php?ac=view&id=8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