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秦汉属会稽郡，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从越州分置明州，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后曾改为余姚郡，宋为庆元府，元为庆元路，明初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1381年)后称为宁波府，今宁波市。这里地处东海之滨，甬江宽阔，河床发育稳定，内河航运四通八达，地方平坦富饶，港市地理条件优越。

　　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发现6支木桨，经C14测定距今约7000年，并出大量鲸鱼和鲨鱼遗骸。在距河姆渡不远的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又发现4700多年前的木桨和丝织品。这都为探索浙江海上交通的萌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方士徐福奉秦始皇命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求仙人，相传在此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入海。《汉书?地理志》吴地条称，“会稽海外有东鲧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说，“会稽海外有东鲧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三国志》言，“东鲧人时至会稽货布”。至迟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

　　到了唐朝，明州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民间海外贸易，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把公元782年~1191年间作了统计，中国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出售，贩回砂金、水银和锡。明州也和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丝绸、陶瓷远销海外，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再转销各地。

　　1974年，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沉船，从中找到几百件越窑青瓷器、长沙窑青釉褐彩器和少量黑釉器，同出一块刻“乾宁五年”款方砖，都证明这是一艘唐船。可能由此启航赴海外。韩国曾发现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壶，上有“卡家小口，天下有名”字样；在日本筑野市大门出土的一件青釉壶，腹部呈瓜状，三处施椭圆形褐绿斑，与宁波沉船中长沙窑和越窑青瓷壶式相同，褐彩绿斑也相同。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多个地点、马来西亚的彭亨、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郊的班布尔、西南海岸的阿里卡美、在印度河上的布拉明纳巴德、波斯湾的阿拉伯重要港口席拉夫、伊拉克的萨麻拉等遗址、埃及开罗的前身福斯塔城遗址，都发现唐代越窑青瓷碎片，其中不少应经明州外运。

　　明州海外贸易在唐代尚不及扬州，至宋代则超而过之。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明州。宋代曾迁两浙路市舶司于此，或同时于“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通称“三司”。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明州与之靠近，外贸地位更形重要，因进口货物增多，往往一时不及转运，还建了市舶库。“天圣十年(按：1032年)，(高丽)遣使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高丽来明州的使者和商人日多，北宋官府在此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供他们旅居。又有两艘大型游船，专供他们出海游玩。同时，北宋使者和商人到高丽也从明州出发。“商人……兴贩必先至四明而后再发” ，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通商贸易也有发展。日本木材价廉物美，进口甚多。与婆国(爪哇)、占城、勃泥、三佛齐及真里富国(柬埔寨)等各国都有通商交往。阿拉伯商人来明州渐多，因而建造波斯馆，专门接待阿拉伯人。他们长期聚居的街巷称波斯巷，附近建有清真寺。两浙路丝绸生产规模大、技术精、品种增多，宋龙泉窑举世闻名，雕版印刷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产品不少通过明州(庆元府)远销海外。

　　宁波在元代亦设市舶司，仍为中国主要外贸港口之一。商船来往繁忙，故于码头重建来远亭。1975年夏天，在朝鲜发现一艘沉船，内装瓷器、漆器、铜器等文物12000多件，一铜砝码镌“庆元路”字样，说明此应为由宁波启航的海舶。

　　宁波建港历史久远，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长期起着重要作用，无疑是东海之滨十分重要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