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描绘晚清社会市井万象的通草画，曾在海上贸易兴盛的广州口岸风行一时。通草画色彩的瑰丽、形象的繁缛、画面的精致等艺术特征，恰好迎合了欧洲上流社会的艺术品位。

　　这些糅合西方画技、展现东方情调的通草画，被远渡而来的西洋商人当作活色生香的东方印记带往异国他乡。如今这些传世之作被英国、瑞典、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博物馆收藏，成为研究各国近代海上贸易历史的珍贵资料。

　　广州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博士程存洁对记者说：“通草画曾经在国内几乎绝迹了，这门绘画技艺也濒临失传。直到2000年，英国一位叫伊凡?威廉斯的老先生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个人收藏的70余幅通草画，才开启了广州通草画的收藏和研究工作。”

　　海上贸易催生通草画

　　 

　　

　　广州古称番禺，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明清两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通草画的兴起源于当时欧洲市场的需求。在摄影兴起之前，绘画是传达世相最好的载体。相对于通草画，外销的玻璃画、传统国画等绘画类型，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便携性远不及通草画。此外，通草画题材广泛、写实性强、色彩亮丽，深受外国人喜爱。”程存洁说。

　　清代，广州13家规模鼎盛的行商垄断了对外贸易，被称作“广州十三行”。清政府规定，外国人到广州后，只能在十三“夷馆”（外国人在华馆舍）寓居。当时，紧邻十三“夷馆”的同文街和靖远街画室林立。

　　

　　 

　　

　　为了迎合西洋客商的需求，十三行聘用大批画匠创作通草画，题材多为洋人热衷的港口风景、官绅仕女、耕织养蚕、采茶渔猎、走卒商贩、花鸟虫鱼，市井万象无所不包，可谓当年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全景图。

　　画纸被洋人称为“米纸”

　　 

　　

　　提及通草画，不得不提到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独特画纸——通草纸。“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死海的羊皮古卷，印度的佛经贝叶，以及苏轼和黄庭坚酷爱的高丽笺纸，大家都有所耳闻，但是通草纸，对于大多数人则是陌生的。”程存洁说。

　　通草是一味药材，曾在南方广为种植。古时，通草曾用于制作假花。程存洁说：“当时西洋水彩的画纸依赖进口，价格不菲。因此，画匠们便把目光锁在‘通草’这种植物上面，通过截取通草的茎髓，削成薄片状，制成画纸。通草纸比较纤薄透明，因而被西洋人误认为是糯米所制，称其为Rice Paper（米纸）。通草这种天然的植物纤维，非常易于着墨，颜色牢固持久，且成本低廉，因此成为当时广为采用的画纸。”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画师

　　

　　 

　　

　　谈到通草画画师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程存洁认为他们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画师”。

　　彼时，广州口岸贸易的繁荣，不仅聚集了洋商、传教士，也吸引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画家。从18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些职业画家就来到南中国沿海写生，他们潜移默化地将西方绘画风格带到了广州。

　　

　　 

　　

　　程存洁研究过一位名叫林呱的通草画画师，他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交往颇多。钱纳利于1825年来到澳门，并在广州帝国商行居住了两年。其间，林呱在绘画风格上深受钱纳利的影响。林呱等一批广州画师在欧洲画家的影响下，将西方绘画原理引入本土绘画。他们在与西洋商人的长期交往中，不仅学会了外语，还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风俗和审美情趣。他们积极汲取异国绘画精髓，采用透视法、明暗法、解剖学等西洋画技，将本国风土人情以中西合璧的画风绘在通草纸上，既迎合了西洋审美，又展示了东方风情。

　　程存洁说，通草画多为洋商定制的外销画，与中国传统画作不同，通草画流水作业性强，同一题材多，其中不少图式成为模板被大批量绘制，卖给不同国家的洋商。因此，通草画的画师常被认为没有灵性和个人风格。“但是，通草画是不可替代的反映口岸风情和市井风情的历史记载，展现了19世纪的广州在中外经贸以及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中国绘画史研究价值来看，通草画画师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通过民间渠道吸收西洋画技，与传统中国画风相糅合，是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