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章源流

　　一 、玺印溯源

　　印章，是刻上文字或图样的一种凭信标记的工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印，执政所”持信也。至今仍为各级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和个人所普遍使用，并且形成独具特色的篆刻艺术。同时，它又是融书法、雕镌于一体的特殊艺术品，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对于我国玺印的产生年代，历史文献记载各异，莫衷一是。

　　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玺印，见于文字者，如汉代的《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 天王符玺”； 《拾遗记》认为禹、周成王有玺。??诸此近乎神话的附会臆造，当然不可置信。

　　不过，我们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文字中，可以明显地见到压印的痕迹。先民在制陶、铸铜时，已经开始懂得使用预制的印模来压制花纹及铭文。这种用于陶器或铜器纹样装饰的“模子”，尽管尚没有具备信验的功能，也不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从广义来说，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玺印的原始雏形。

　　在上世纪中叶，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玺印起源于商代。在1940年出版的于省吾《双剑诊古器物图录》中，三件铜质"玺"形物，形体扁平，正方阳文，钮似鼻形。其中一枚边长2. 6厘米、宽2. 4厘米、高1. 5厘米，面上阳文"亚"与边框连为一体，中间阳文似“罗”字形，两侧各有一"示"字，近似商代铜器铭文，传为殷墟出土之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001)

　　对此是否可以作为玺印起源的证据，有些学者则提出质疑，强调玺印的定义是指作为凭证的信物，而不应该将制造器物的"印模"与玺印混为一谈。

图001 铜质玺形物 商代1.5X 2.4 X2.6（cm）

安阳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史料记载和流传于世的实物考证，用作凭记的玺印产生年代当在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处在奴隶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制度开始建立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都发生着一系列剧烈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用牛耕田的推广一，使农业生产力得以显著提高。土地自由买卖促使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过程中，原来的井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活动的日益兴盛，先后出现了像临淄、邯郸、大梁以及洛阳等一批商业大城市。在日趋频繁的商品交换和运输活动中，用于交流货物时凭据信物的“玺”必然应运而生。

　　经济基础的变革，促使政治的改组。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国的强大，宗法制度也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制度。

　　玺印，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历代印章制度及钮式演变

　　中国玺印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每个历史时期，它的功能用途和形制钮式也都有不同的特色。

　　战国时代，不论官、私印玺皆凭各人爱好而随意铸凿，并无严格的定制，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尊卑共之。卫宏《汉旧仪》记: “秦以前，民皆佩缓，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

图002 鼻钮圆形铜印 战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003 坛钮铜印 战国 上海博物馆藏

图004 覆斗钮王印 战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玺印实物看，绝大部分是用铜与锡、铅合金所铸，称为“铜印”，此外偶有银印以及玉、骨、琉璃等材质的玺印发现。印面一般为正方形，或有长方形圆形及矩形等式。官玺以方形为主，大小约在2 . 5厘米至3厘米之间，私玺的规格较官玺略小些，形状多有变化。

　　古人印玺随身，为着携带使用的方便，通常在制作时将印顶中心部分隆起，再钻一个圆，既可以当作把手，又能够用丝带将 它穿系起来，佩于腰间或臂腕，谓之 “穿”。这就是最原始的钮式，因形如玺印的鼻，故称“鼻钮”。

　　“鼻钮”是战国时期最基本也是常见的钮式，造型古朴，简单实用。后来 渐而演变成坛钮、瓦钮、桥钮和覆斗钮等样式。(图002)

　　“瓦钮”与鼻钮形状大体相同。不过凸起的部分呈圆弧形，近似瓦片覆盖印顶，故名。

　　“桥钮”也是与鼻钮相类似的样式。因钮形曲线像一座桥拱立于印首， 所以称作“桥钮”。

　　“坛钮”“又名”台钮"，印体上端 呈弧面斜坡梯层台状，因近似坛台而得名。间有二级或三级台形，或在坛台的 四面饰以花纹，顶部穿孔似"鼻钮"。 (图003)

　　覆斗钮"形状与坛钮相类似，犹如一个量米的斗覆盖印顶。(图004)

　　“享钮”或称“塔钮”，钮形如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