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寿山石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陈石

　　提出寿山石文化这个概念至今只有20多年，在以前人们总是把寿山石与寿山石雕作为工艺美术中的一种工艺品联系在一起，这种小范围的狭隘的看法，使寿山石涉及广泛的文化内容都无法得到阐述和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寿山石在海内外引起东方艺术收藏家的青睐，寿山石在诸多艺术品中脱颖而出，其中喜爱寿山石的文化人发现寿山石不只是工艺品，而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东方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寿山石作为文化现象应当说在南朝“寿山石猪”出现时也就产生了。我闽中原为土著古越人的住地。到了南朝，由于中原汉人和中原文化陆续南下，经过长期血缘和文化的交融，单纯血统和文缘的古越人，已为中原人和古越人相混的“闽人”所代替。随着“闽人”的诞生，“闽文化”也出现了。那些南朝墓葬出土的寿山石猪，正是此“闽文化”最早的一种形态的遗迹。一千五百多年来他以寿山石为核心，敷衍向各个领域，又反之受其影响。诸凡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对它有深刻的影响，或者又反过来由其对上述文化增锦添花，使两者相得益彰。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诸如寿山石与书画篆刻结缘的印章学、篆刻学;寿山石与地质、物化学科结合，出现了“田黄学”;与文学结合的寿山石文学、寿山石诗词和音乐等等。还有传统文明中的释、道、儒以及民俗对寿山石文化的影响，都可以包含其中。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的认定:寿山石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围绕着寿山石而发展的特殊文化。它经过了漫长的萌芽、茁壮、成长、成熟，直到鼎盛的历史长河，而于近代发展成为五彩缤纷、艳丽夺目、声誉海内外的一种中华文明。二十余年来，世界上出现一次又一次，一浪高过一浪的“寿山石文化热”，至今热度不减，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特质的广泛性和优异性。

　　释、道、儒与寿山石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深受着释、道、儒和世俗观念的影响，寿山石文化亦然。以释教而言，福州在唐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全国著名的大佛寺，如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芝山开元寺等等。在其远郊的寿山诸峰中，先后出现了佛寺，如芙蓉峰的延庆禅寺，九峰山的镇国禅寺、寿山的广应禅寺，以及后唐、后晋时兴建的下寮翠微院、石牌的林洋寺等。佛教徒们追求“自我解脱”“自我净化”模仿释迎牟尼佛祖当年在荒林菩提树下冥坐，而达到涅粱的崇高境界，因此钟情远离凡尘、高山僻林的寿山地带。这里，高山插云，密林遮天，不仅具有上述的特点，而且有灵通宝石，给人以既雄伟博大，又神奇莫测的神秘感觉。那里的佛教徒，在创造让!水，寺庙文化的过程中，也参加了开采寿山石，用其雕制佛珠、佛象、佛具、法器。虽已考证说:寿山石的雕刻史始于南朝，但那时充其量只是一种个人的、无明确目的的，偶发式的行动。不如此时的集体性强、功利性和目的性明确，而且是经常发生的采雕活动。僧侣们以石刻为礼品，酬谢施主，或留以自用，有一部分雕件就随着香客游人而流向四方。因此，佛教僧侣与当地石农一道是早期的寿山石文化的拓荒者，他们在古代交通闭塞的条件下，使寿山石登上了工艺美术和社交的舞台，作出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没有见过唐代留传下来寿山石的实物资料，但从有关的文字资料上获知，在明朝，游人还可以从寿山村广应禅寺的废址上，拣拾到埋于山土之下的古时石，所以，明代福州著名文人徐渤(字兴公)在((游寿山寺》诗中有“草侵故址抛残蜡，雨洗空山拾断氓”句，说的便是形容废寺拣石的事。这种石看来数量不会少，因为它被定作寿山石的特殊品种之一，称为“寺坪石”。

　　只要我们加以注意，可以从寿山石文化中发现更多的佛教影响踪迹。比如寿山石种中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品名，如“和尚洞”、“尼姑寮”、“无头佛坑”、“迷翠篓”等等;在石雕中，有大量的如达摩、弥勒、观音、罗汉的题材。

　　至于道教对寿山石的影响，也是俯拾可得的。传说寿山石是女蜗补天遗石和九天玄女的凤凰彩蛋，便是道教原始传说的衍化。寿山村除了建有女蜗庙，还建有一座“五显公”庙，至今香火鼎盛。“五显公”也是一位道教的神抵，属于“淫神”，“疫神”一类，但寿山村民却视其为寿山石的山神和保护神。石农们每遇采石丰收或拣到田黄，必定要对“五显公”表示感谢，供丰盛的牺牲，烧很多的香烛、冥品。这种谢神活动，称为“补库”即示意“五显公”因赠石给石农，而显得库存空缺，因此需要补充，以求来日再赐。这也是道教影响的见证。

　　从寿山石雕的风格里我们也可以隐约地发现道教的影响。如寿山石雕强调“因材施艺，因料取材”的原则，把发挥寿山石的天生丽质摆于创作的首要地位。不难发现此与道教的“道发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相一致的。因此，当艺人获得一块形状、石质、色泽都非常完美的石材时，他一定不会对它“画蛇添足”地任意动刀，而只是略加打磨，去其疵点，使之更臻于天工造化。这正是庄子和后世道家人物所倡导的任灵性、却尘累的超物象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