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雕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方宗硅
寿山石雕刻艺术的史流，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一九五四年福州仓山桃花山发掘南朝墓葬中的寿山石“卧猪”和一九六五福州北郊二凤山发掘的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墓葬中的寿山石雕“卧猎”，可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古的寿山石雕刻品。尽管这些作品雕工粗简，但仍可以从中领略到寿山石雕刻艺术风格的雏型。
唐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宗教活动十分昌盛。“天下名山僧占多”，风景秀丽的寿山，也相继兴建了“延庆禅院”、“镇国禅院”、“广应禅院”和“翠微院”、“林洋寺”等寺院，僧众云集数千，香客络绎不绝。以寿山石雕刻的香炉、佛像、托钵、念珠等，既供僧侣使用，也作为馈赠品，流传四方。据载，寿山广应寺自崇祯年间第二度毁于火灾后，古代寺僧收藏的寿山石及其雕刻品埋没土中，后人偶尔在废墟里挖掘出土，取名“寺坪石”，倍加珍惜。明朝诗人徐卿云:“草浸故址抛残础，雨洗空山拾断氓”。
宋朝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福州遂成“百货随潮船人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闹市。寿山石雕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得到高速的发展，寿山石俑则是这个时代的代表。综观大量出土的寿山石殉葬品，题材包括人物(文俑、武俑、女俑和老人俑等)、动物(龙凤、玄武及鸡、马、羊、猪等)以及人面兽身的神怪。石料多切锯成菱形或扁形，规格统一，造型生动，刀法简练，颇有写实之风。宋梁克家《三山志》记:“寿山石洁净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泯类也。”清高兆《观石录》:“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等记载，都说明寿山石在南宋已行大规模开采，设立专供官府、贵族殉葬使用的雕刻作坊，形成相对稳定的从业队伍。寿山石雕刻艺术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元明之际，民间流行用花乳石刻制印章。寿山石章应运而生，以其天生丽质，博得文人雅士的钦慕赏识。寿山石章的流行，使寿山石雕在印章钮饰方面的运用得到了长足发展。艺人们在继承古代玉玺、铜印钮饰艺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寿山石质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寿山石章钮饰艺术，并且成为近现代中国印章艺术的主流。寿山石章钮饰题材广泛，包括:古兽、动物、博古、人物、花果等;技法多样，包括:圆雕、浮雕、浅浮雕以及阴刻等。
清代初期是寿山石雕的鼎盛年代，雕刻高手辈出，刀法浑厚纯熟。康熙年间的杨漩、周彬，雕刻艺术，冠绝当时，许多佳作进贡宫廷秘藏。至今，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里，仍可欣赏到他们的作品。鉴赏家们更将杨漩的石雕艺术与韩干、戴篙、包鼎等著名画家相提并论，誉称周彬钮雕为“尚均钮”。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潘玉茂、林谦培两位艺人，承杨(漩)、周(彬)遗法，各自发挥，自成派系，从而寿山石雕艺术风格开始分流。
潘玉茂小名和尚，福州西郊凤尾乡人。刻印钮，学尚均法，精益求精。艺传玉进、玉泉二位堂弟，创立“西门”流派。林谦培字继梅，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善刻圆雕，依形施艺，着重传神，有杨漩遗风。他的艺术风格经学生林元珠在家乡(福州东郊后屿乡)授徒传艺，形成了“东门”流派。
“西门”流派艺人主要集中于福州西门凤尾村一带，店肆则分布于城内总督后(今福州市省府路)。以刻制印章为主，有兽钮、薄意、浮雕、博古及平首线刻等法，纯朴浑厚，手感润滑。薄意则清雅逸致，富有意境。作品专供金石收藏家赏玩。
“东门”流派从业人员众多，遍及福州东门外后屿及周围的横屿、樟林、寿岭等村落，故有“石雕之乡”之称。“东门”派雕刻内容广泛，除印章外，还有人物、动物和花果等圆雕摆件。作品精巧玲珑，矫健华丽，雕镂结合，巧色分明，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西门”流派潘玉茂传玉进、玉泉，再由潘玉进传林文宝、陈可应、陈可观三位弟子。林文宝小名牛姆，刻钮超逸古朴，名重一时，誉称“钮工一巨孽”。艺传至陈可铣，能得其法，以苍劲古拙扬名。陈可应专攻薄意雕刻，清逸流丽，其艺经弟子林清卿发扬光大，与中国书画艺术相结合，溶雕、画于一炉，以刀代笔，掩疵扬俏，开辟薄意新开地，为文苑艺林所推崇，誉称“西门清”。清卿一生没有收过学生，但私淑者甚众，其中能得其神韵者有王炎锉、杨鼎进、王雷庭等人。
“东门”流派经林元珠在家族中父子相承，至今已历四代。林元珠传堂弟元水、次子友清，在外姓弟子中，艺最精者数郑仁蛟。郑氏学元珠法，但不受传统束缚，兼收并蓄各种民间雕塑之精华，丰富了石雕的表现技法。现代雕刻高手黄恒颂、黄信开、王乃杰等，皆出其门。林友清承家法着力创新，与林清卿齐名于世，故有“东门清”称誉。林友清传子寿堪以薄意、浮雕著名。林元水喜刻飞鳌印钮，其三子友竹，兼学郑仁蛟圆雕法，创造仙佛人物皆能“量材取巧”，名闻艺坛。其风格除传子炳生外，现代石雕名艺人郭功森、郭愚介、林发述、林元坤等，均得其薰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