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七洋与民国时期的识石名家

　　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特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中国石文化最有影响的则是以近现代科学知识为手段的研究方法。此时，《石雅》一书的出现便是中国石文化的一大飞跃性进步。

　　第一节中国地质学之父章鸿钊与《石锥》

　　章鸿钊(公元1877一1951年)，字演群，号演存、爱存，笔名票，吴兴(今湖州)荻港人。清光绪二十四年秀才。光绪二十七年入湖州安定书院和爱山书院就读，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人上海南洋公学东文书院，光绪三十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宣统三年)6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聘北京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讲师，是我国主讲地质课的第一位学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章鸿钊应聘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他创设地质科，任科长，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开端做出了贡献。1913年，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机构工商部地质研究所，任代理所长、所长，致力于地质教育。后来，他又创办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地质室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1922年，作为中国地质学会发起人之一，他被推为首届会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他赴北京参加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词，并被选为该会顾问。1951年9月6日病逝于南京。在追悼会上，李四光在悼词中称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

　　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杭州西湖之成因》、《中国锌的起源》、《中国分省历代矿产图录》以及系统介绍中国石文化的专著《石雅》等。

　　章鸿钊对石文化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他在1927年再版《石雅》自序中说:“原夫石雅之作，非有所欲慕于中而然也，唯一本乎生之所好而已。”《石雅》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玉，中篇是石，下篇是金。还有一卷制器，主要是考评石器。章鸿钊在《石雅》自序中说明了他作此书的目的，他说:“若夫物质之学起于后代。古人每不屑于此，故正名辨物，惟古惟难。有名以类从而物以色别者，于是一名数物之例兴焉。亦有同物异形，同名异译，而一物数名之例又兴焉。或因或革，文献已不足征。虽有征焉，而出人纷纭，诊释失据，又将自以得其所会归也。”《石雅》正是为各种石头“正名”和“辨疑”的。因为章鸿钊系统地学习了近代地质知识，所以《石雅》也是最早应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石头的第一部专著，更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典范。

　　第二节朱启铃与中山公国的青莲杀

　　朱启铃(公元1872一1964年)字桂萃，号蟆园。光绪举人。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阁内务部总长。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铃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石文化也颇有研究，著有《镬园文存》。

　　民国初年，时任国民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铃发起“公园开放”运动，首先把明清两朝的皇家社樱坛改建成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中山公园)，于1914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这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朱启铃开放公园，并为一些公园重安置石。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中山公园的青云片、青莲朵、寨芝、绘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青莲朵是朱启铃后移至现中山公园内的，这尊置石有点不同寻常的经历，记载了历史的变迁、人事的沧桑。

　　青莲朵原是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德寿宫中故物，德寿宫原为秦桧的府地，此石是一帝一相所爱。原在德寿宫有古苔梅一株，苔梅苔醉甚厚，花极香;苔如绿丝，长尺余。德寿宫后因无人居住，逐渐荒废，明代画家孙扶和蓝瑛合作，画了一梅一石称《梅石图》，刻于石碑上，名曰“梅石碑”，置于石旁。后乾隆移此石至圆明园并将原名“芙蓉石”改名为“青莲朵”，同时将原碑摹刻一通仍置于石旁。到了民国，朱启铃将石移走，石与碑分离。现碑在北京大学俄文楼西北方土丘之下。该碑造型十分独特，碑身并不很高，上有石雕庞殿顶，下有莲花碑座，碑身上所镌刻的文字因年久风化有些模糊不清了，碑文很难辨认。同治、光绪年间的名士毛徽还写了一首《青莲朵》的诗:“泪罗不管金蟾锁，上阳骨锁青莲朵。回首阿房一片红，疑是湖山旧灯火。”由此可知石与碑存之不易，可惜两物各有所司管辖，可以说是宝刀出鞘、老僧离庙了。相信今后仍会有人像乾隆那样，三刻梅石碑，以志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