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应用于雕刻工艺品，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但是，从我们所能掌握到的资料，尚无法证明寿山石矿在那个时代即已开发。因为发掘的实物仅有数件“石猪”，大不过二厘米，均属寿山老岭石质。从地质勘察得知:“老岭”矿床分布面积较广，有多处出露地表。所以这几件殉葬品也有可能是利用剥离矿床的碎石块，加以雕琢。故寿山石在南北朝时是否已行开采，尚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涉及寿山石开采的文字纪录，迄今可查者，最早见于南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梁克家编篡的《三山志》和祝穆《方舆胜览》都记载:寿山石出怀安县梭下里(注4)。南宋著名文人黄斡，有题为《寿山》七绝一首，诗中“石为文多招斧凿”(注5)，就是指开采寿山石。再参证近代从宋墓中大量出土的寿山石俑，足以说明寿山石矿在宋代已行大规模地开发。

　　分析宋墓出土寿山石俑的石质，绝大部分为老岭石、猴柴谭石二种，石材颇巨，有些石俑高达三、四十厘米。证实了《三山志》中“(寿山石)大者可一、二尺”的记载。

　　此外，高山石质的雕刻品，也有少量发现，但都是小摆件，质地较粗，属“高山骸”、“高山槽”之类。

　　梁克家《三山志》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距寿山十数里，有五花石坑，“红者、组者、紫者，深者，惟艾绿者难得”。可惜此类石种没有实物流传后代，无法进一步考求。近人往往以杂色的“狮头石”混为“花坑”，又将“月尾绿”膺为“艾绿”，谬误之至(注6)。

　　按高兆《观石录》记:“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荤致巨石塞其坑”。毛奇龄《后观石录》也说:“宋时故有坑，以采取病民，县官辇巨石塞之”。其他诸如乾隆《福州府志》、郑杰《闽中录》以及陈克恕《篆刻针度》等书志，也都有类似记载。可见宋时寿山石矿的开采事业，是由官府所控制管理，矿山规模相当可观。由于统治者对采石工实行“病民”政策，导致“居民苦之”，激起了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斗争。“晕致巨石塞其坑”就是矿工反抗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自南宋以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开矿工程，便停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朱彝尊《寿山石歌》中“南渡以后长封缄”(注7)，当指寿山采石工匠罢工之后的情况的吧。

　　元、明二代，虽然没有象宋时那样大规模的开发寿山石。但当地农民在耕作之余，自发千些采石的副业，几无间断。寿山一带寺院的僧侣也大量开采寿山冻石，并制作成香炉、佛珠等宗教用品，馈赠四方游客。据载，寿山乡“广应寺”明时香火甚旺，寺内收藏寿山石亦富。崇祯间寺院毁于火，后人在废墟里挖掘出各种寿山石，皆明朝僧侣所藏旧物，因称“寺坪石”。从这些石质考察，足信在明朝，寿山的田坑石、坑头洞、水晶洞以及高山洞等均已全面开发。

　　施鸿宝《闽杂记》载:“明末时有担谷入城者，以黄石压一边，曹节憨公见而奇赏之，遂著于时”。可见田黄石虽在明代巳经采掘发现，但著名于世则在明末之后。

　　清代初期，寿山石开采再度兴盛，并且随着“冻石之价愈增，而采掘愈盛”。毛奇龄《后观石录》记:“康熙戊申(公元1668年)，闽县陈公子越山，忽责粮采石中，得妙石最伙，载至京师售千金”。寿山石自此扬名中外，身价百倍。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正月，耿精忠在福州扣闽督范承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二年后兵败降清。在其统治福建期间，凭借权势，日役千夫为之采石。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寿山石歌”写道:“福州寿山晚始著，强藩力取如输攻。初闻城北门，日役万指墉千工。掘田田尽废，凿山山为空。……况加官长日检括，土产率以苞直充沙。官长为了充肥私囊，加紧搜括，造成了寿山乡田地荒废，山坑凿空，迫使数以百计的石农“破产”。

　　康亲王杰书恢闽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开山取石。毛奇龄《后观石录》载:“自康亲王恢闽以来，凡将军督抚下至游宦兹土者，争相寻高兆《观石录》觅。”说:“丁已(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后大开山，日役一、二人，环山二十里，邱陇亩亩，皆变易处”。还介绍当时开采情况说:a好事家伐石于山者，凡三月矣，日数十夫穴山穿涧，摧岸为谷”。

　　朱彝尊在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所作的《寿石歌》，尖刻地揭露了官吏们对石农敲榨勒索的情景。诗中写道:“普华巳竭采未歇，惜也大洞成空嵌，……伏波车中载惹该，徒令味者生讥谗，况今关吏猛于虎，江涨桥近须抽帆，已忍输钱为顽石，慎勿轻露条冰衔”(原注:近凡朝士过关者，苛索必数倍)(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