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儿子富贵，少时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输掉家产，气死父亲，逼走妻子；正当家珍生了有庆回家，全家团圆之时，却又被抓走当了壮丁；被遣送回家后已是娘死女聋。为送有庆上学，富贵被迫送走了女儿凤霞，然在一次献血中有庆却意外死去，全家陷入无尽悲痛之中。命运仿佛总爱捉弄这个曾经的“少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富贵一家生活愈加艰辛，凤霞产子而亡、家珍病重逝去，二喜、苦根也意外而亡，一家最终只剩下富贵一人，孤苦地走向未来。

　　悲惨的经历，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钝刀剜肉般的疼痛，一次次刺痛读者的心。一个个文字，就是一句句控诉，那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遣责。纵观中国历史，凡特定的事件，大都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那段特殊时期的中国，遍体鳞伤，而农村，刚更是满目疮痍，政府无治、兵荒马乱，灾民流离失所，在那样的时期，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尊重的，而人的活着，也是麻木、苍白的，所谓“国之不幸、殃及子民”。

　　在《活着》一书中，作家余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一位下乡收集民间歌谣的文化工作者之口，将“我”——富贵悲惨的身世娓娓道来。这样的创作，使得读者如同被带入那个特殊的年代，“身临其境”的感觉愈是突出，其悲惨经历更是如在眼前。跳跃性的情节，是余华笔下富贵人生的一大特色，全书中较大的跳跃一共有四五次，一是因富贵赌而输掉家产，从一个地道的财主少爷变成贫农，几乎是一无所有；二是正当家珍回归，一家总算团圆时，富贵却突然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三是土改中，龙二因不舍田地被枪毙，而富贵却因失去田地而保命；四是富贵的亲人有庆、二喜及苦根皆因意外而死去。这样的跳跃，更是突显了富贵一生命运的无常，苦难的承受底线一次次受到挑战，但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富贵选择了继续活着。

　　在中国近代文学漫漫长卷中，类似《活着》，取材于旧社会、解放前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浩若繁星，我想到的是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的电影《1942》，影片中张国立扮演的老范地主为避战乱举家逃生，那年河南大灾，300万灾民饿死在逃荒的路上，路上尸骨成堆，其情其景惨不忍睹。也许这些灾民中，有部分是忍受不了那种饥饿、忍受不了那种失去亲人子女的巨大伤痛、忍受不了那种惨痛的折磨而选择自杀的，但我们不该指责他们，我们没有更充足的理由来说服他们，让他们走下去，因为，谁也给不了他们承诺，谁也无法提供让他们活下去的理由。但电影中有句台词却深深地打动着我，张国立扮演的老范财主这时已变成了真正的灾民，他正埋着头，奋力拉着板车，他说：“现在我是灾民，但只要回到了家乡，过不了几年，我又是一个财主”。这就是一种活下去的信念，正是有着这种强烈的生存的信念，他选择了奋勇向前，选择了活着，哪怕环境多么地险恶，哪怕前面路还很远。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沉重的小说，但在沉重之余，我们看到的是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焕发出的人性的光辉。文中的数个人名有一次扎堆出现，那是主人公富贵老人精心设下的“计谋”——他要指使牛多犁地。“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甚至他给老牛所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的名字。他这样的叫法，背后隐含着一个深沉的意思，那是他在心底默默地思念着他的亲人，他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与亲人相聚。再比如富贵少有的那次冲动，在欲将凤霞送回“那户人家”时，他突然铁下心要把凤霞留在家里；再比如家珍临死前说下辈子还要嫁给他，让富贵心中泛起了那种温暖的感觉；还有那种富贵式的幽默：“皇帝请我当女婿都不去”，等等，以及他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些都让富贵这个人物更显得人性化。这部小说的主基调是灰色的，是忧郁、阴暗的，但作者赋予了主人公这样的形象，却使得小说闪现出了一丝亮色，这应该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为了生命的存在而活着，只要尚有一口气，就得活下去，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孔子曰：“朝闻道，夕死足矣”，这是一种学习的精神，一种追求真理的决心。老渔夫桑提亚哥，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名作《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他连续近100天捕不到鱼，好不容易捕到一条，但背后却尾随着一只鲨鱼，面对着大海恶劣的环境与自身的伤痛，他凭着顽强的意志与鲨鱼搏斗，虽然最终仅拖着鱼骨上岸，但他胜利了。张海迪、霍金、海伦·凯勒……他们的活着，是有着崇高的理想，他们为实现自己人生的伟大目标与追求，在向着理想的彼岸奋进中证实着自我。但在这个世上，更多的是像富贵这样的芸芸众生，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光辉的追求，但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哪怕像富贵那样历经苦难，人生孤苦，也一样要活着。

　　所以，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存在，他应该也必须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