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人皆是记者的时代。微博、博客、贴吧……各种言论流淌着，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又一遍地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我也陷入了这个大洪流，跟着嚷嚷着，批判着，带着“非对即错”的根深蒂固的逻辑观。

记得跟一个同学交流的时候，她说好想把智能机换成按键机，简单纯粹，不用整天“被”看着网上的言论，有时看到一个论点两个截然相反却又都在理的观点，自己的思想就像老久不运行的机器，碰撞一下，插出了火花，才觉察到自己已多久没真真切切地思考过，只是跟着别人的言论，然后把自己抬得跟救世主一样高，其实不过是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苦大仇深的伪愤青。

一个苦大仇深的伪愤青，是没有思想的傀儡，这种存在是极其危险的，立场本就不硬实，所有的言论轰炸而来，空气进去，水进去，他的两个脚就更不会粘固其中，一个人左右摇摆，便无处安放。一个人在大千世界竟无可立之地，这种处境是尴尬的，是充满恐惧的，就如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因此，唯有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把立场踩得硬实，给自己留一方伸缩之地，纵使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新的思想萌芽出现了，这一方之地也自会有足够的肥料让其剥离掉泥土露出来。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但探寻要有自己的空间，当所有的观点都挤兑而来，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停下盲目追寻的脚步，审视一下自己，给思想腾出空间转动。所幸，无处安放之时我还有书给我提供伸缩之地，手指触摸书本竟使我如此安心，让惶恐不安的我念起即觉，觉已不随。

白岩松在《白说》里提到了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说的是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立即想到了不懂普通话的奶奶看电视时蹦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每每我都迟疑一下，因为真的不好回答，或许找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定理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有时一个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坏”挥舞着红旗。但“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长期生活在“革命”的背景下的我们，促使“革命的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很遗憾，我们这代年轻人依然带有“非对即错”的逻辑观，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社会的进步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现在的我慢慢地从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逻辑”走出来，不再以“伪愤青”自居，不再人云亦云胡乱批判，因为我渐渐地知道我们对别人的指控，真的是有三根指头是对着自己的。在东野奎吾的《白夜行》，我看到了当世间的丑恶一览无遗地在孩子面前展露时，我们就得打破先入为主的陈腐观念，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恨与那股想保护自己灵魂的强烈渴望会让常人做出非常人之事，会让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手刃其父，会让十几岁的女孩对亲生母亲自杀未遂见死不救，佯装不知，制造意外身亡结局。芽在其所施养的丑恶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以华丽高雅的外表掩盖扭曲的内心，以只想保护自己灵魂的借口来以恶报复社会，令周遭人因她不幸。但看到书的最后我竟有点不舍得控诉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可怜人儿，是啊，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书籍凿去了我的狂妄，磨出了圆润，给了我一方之地让漂泊的思想赖以栖息。在柴静的《看见》里，我看到了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人是新闻的主体，离开了老百姓，离开了底层，新闻便成了无灵魂的空壳，除了形式，什么都不是。而以前的我只看到媒体偏见的一面，便天真地以为这就是当今时事的一切了。在“双城事件”中，我恍然知晓原来悲剧往往催生于忽视之中，沟通是人际，也是活着的重要枢纽，只有沟通才能让心腹深处的石坝被洗刷，被击穿，才能让双城服毒的孩子的内心世界展露出来，但家长、老师却忽视了这一捷径，惨痛的结果没能唤起大人们的反思，更有甚者将其推脱于鬼神等虚诞言论，可悲，可笑，可气啊！

真实的太阳在头顶照着，触摸得到的温暖让思想碰撞得如此安心。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子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但如今我却更热衷于做这件笨重的事，因为立场因此而踩得硬实了，思想的萌芽也明朗清晰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