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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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方志综述

    福建省地处南部沿海，交通便利，物产丰饶，是经济及文化开发较早的省份。地方志书的出现，在福建省也不谓为晚。县以上的通志出现最早的，首推《瓯闽传》和《闽中记》。《瓯闽传》的撰人和成书年代都已难考。《闽中记》则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晋安郡太守陶夔撰成的。由于此书也亦失传，其详确内容无所知悉，但从后世徵引逸文进行的工作中，可知其内容之大略。《闽中记》已备志书之大体，奠定了福建方志发展的基础，可称福建文化兴盛的标志之一。《闽中记》之后，南朝梁萧子开撰有《建安记》，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之后顾野王又撰成《建安地记》二篇。此二书均佚。前者见《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徵引，又有《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后者见《陈书》、《南史》王本传著录。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郡人林谞撰有《闽中记》，已佚，也有《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宋以前福建佚志经探寻查核可得十四部，其中省志三部，即《瓯闽传》、《[太元]闽中记》和《[大中]闽中记》、。府志十一部，福、兴、泉、漳、邵、汀六府各一，多见《舆地纪胜》徵引，《汀州旧图经》且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建宁一府独占五部，除萧子开、顾野王二纪外，尚有《郡图》、《建安郡记》及《建安旧经》三部，见《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八闽通志》徵引。属于县志佚者，尚未发现。
    进入宋代，福建社会有较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与此相适应，区域建置亦发生重大变革，府一级的行政单位增加到八个，县则有四十一个，比唐代增加近一倍。随着建置机构的增加，地方志书的数量亦明显增多。据有文献可考的福建宋志，大约有八十六种之多，远远超过宋以前福建方志书的总和。宋代福建修志令人瞩目，修志之风盛行，修志已成时习，不仅文化发达州县修志，而且一些新开发的县区，或文化较为落后的山区亦普遍重视修志。如政和县、汀州、建阳县、同安县、兴化县均修有志书。经济发达的府县，则一修再修，福州、莆田、泉州、漳州、建瓯等都不止一次修纂州县志，且有多种版本刊行。宋代福建最早的方志，为宋庆历年间（1041～1048）林世程修《闽中记》谓福建“一省之总志”，惜无传本。各郡、府、州、县修纂之志书，可查明编纂年代的有：大中祥符四年（1011）吴与的《漳州图经》；淳熙五年（1178）李纶的《漳郡志》；淳熙九年（1182）梁克家的《三山志》；绍兴三年（1192）赵彦励的《莆阳志》；淳祐三年（1234）赵崇祥的《漳郡志》。编纂年代大体可知的有：庆历年间（1041～1048）宋咸的《尤溪县志》；元祐年间（1036～1039）林通的《长乐图经》；宣和年间（1119～1125）钱坤的《同安县志》；绍兴年间（1131～1162）韩元吉的《建宁府志》和廖拱的《延平志》；庆元年间林光的《建安志》；嘉定年间（1208～1224）方杰的《漳郡志》和李方子的《泉州志》，以及陶武的《连江县志》；宝祐年间（1253～1258）黄岩孙的《仙溪志》；咸淳年间（1265～1274）宋日隆的《连江县志》等。由于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宋代所修志书大部佚失，估计有七十四部，其中省志三部、府志四十部、县志三十部。宋代福建方志幸存者仅有三种而已，占全国现存宋代三十种左右方志之十分之一，亦算稀世珍品了。一是梁克家的《三山志》。《三山志》之“三山”，乃福州之别称。梁克家，泉州人，淳熙年间曾知福州。是志于淳熙九年（1128）修纂而成。原仅有四十卷，后福州教授朱貔孙等人，续补淳熙九年后的《进士题名》二卷。书中类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等九门。此书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福州的社会状况，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珍贵史料价值。但内容与个别类目存在一些问题，体例亦略有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人物唯收科第，土俗时出谣识”。清代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亦评曰；“附山川于寺观，未免失伦”。证明是志在分类归属上尚欠严密的科学性。《三山志》宋代版本早已失传，仅有明末崇祯年间的《三山志》刻本和明清两代私家抄本传世。二是黄岩孙的《仙溪志》。仙溪乃仙游县的雅名。是志由赵与泌主修，黄岩孙主纂。是志修于宝祐五年（1257）。志的署名除题“黄岩孙编”外，还书有“元兴化路仙游县务提领黄真仲重订”字样。进士题名及咸淳（1256～1274）、景炎（1277～1278）后人次第增入，非原本矣。其书记载甚略，惟人物稍详。是志编纂者能“博徵广採”，如注云：“耆旧相传”、“故老相传”，亦见态度之认真。是志卷数由原十五卷变四卷，係元代黄真仲重订时修为。據序跋可知，是志有过刊版，元代且有重刊本。现仅有“铁琴铜剑楼”旧抄本传世，其他版本皆佚。三是赵与沐的《临汀志》。临汀用宋代临汀州之别称。赵与沐曾担任汀州州学教授。是志于开庆元年（1259）修成，共十五卷。惜原本已佚，幸赖《永乐大典》辑录，使之得以传世。
    宋代是方志由侧重于地理，而改向人文、地理并重的转折点，其代表作为太平兴国年间由乐史撰成的《太平寰宇记》。该书除记述各地山川形胜外，首次增载了姓氏、人物、艺术、风俗等社会内容。此举为方志修纂所效法。宋代福建方志亦深受此其影响，其记述内容已有很大扩展，相应体例也有很大调整。宋代福建方志，无论从记述内容，还是体例上都可称为一种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方志了。从传世的几种方志分析，其体例基本上分“纲目”体和“条目”体两类。前者目以类归，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后者平列门目，详载万事，既可解决一些材料难以归类的矛盾，又能根据本地特点增加新的类目。宋代福建志书的修纂亦有不当之处。体例尚不精核，偶有混杂现象；内容取舍不当；尚对整理地方文献重视不够。
    元代是福建地方志修纂的低潮期。修纂志书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难与宋代相比。元代福建志书未有存世者，据考佚志十部，其中府志七部，县志三部。
    明清两代是福建志书修纂的全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的三百二十多部福建方志中，明清两代纂修的几占二百六十多部。省一级的地方志大多亦产生于这一时期。明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为福建省总志之最先。是志由黄仲昭修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至弘治二年（1489）。仲昭，莆田人，明成化二年（1489）进士，授编修，弘治初，江西提学佥事。黄仲昭还编纂有《邵武府志》、《延平府志》、《兴化府志》、《南平县志》等。是志刊刻于明弘治三年（1490）。全书八十七卷，大目十八条，小目四十二条，是志根据各郡志中所载之事，加以考订、删次，然后汇集而成的。黄仲昭自序云：“每类则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之。其间若地理、食货、秩官、学校、选举、坛庙、恤政、宫室、邱墓、古迹之类，皆因诸郡所採事迹，随其详略，稍加删次。至于人物一类志，或有未载及详而未尽者，必旁搜博考，尤致其意焉”。但是志在分类上，较为混乱，如将户口、水利列入食货门中，殊为不当。是志国内仅存抄本，且残缺不全。唯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明弘治原刻本。继《八闽通志》之后，还有王应山的《闽大记》和何乔远的《闽书》之修纂。王氏《闽大记》的纂修年代，有自序曰：“经始于万历六年戊寅孟春谷旦，阅三载辛已仲夏望日书成”。后王应山因病而辍，又由其子毓德续编，始成一书。是志五十五卷，记事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8）止，其中自万历三十年（1602）后的记事是由王毓德撰写的，卷四十七、四十八《武功传》，卷五十《善行传》，卷五十五《外传》，即《前鉴录》，皆王氏生前未脱之稿，原阙。《闽大记》为明代颇有影响的一部省志。今仅存抄本，惜已残缺不全。王应山别有《全闽记略》和《闽都记》二书。《闽都记》三十三卷，明万历四十年（1612）纂修。于编纂过程中，王应山病故，最后由其子毓德续成。是志为福州首郡九县、福宁州二县之志乘。国内仅存清道光十一年（1831）求放心斋刻本和旧抄明万历洪氏本，清道光十九年（1839）曾有补版印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闽都记》明刻本。《全闽记略》因久佚而无从查稽。明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晋江人何乔远的《闽书》，是何氏荟萃郡邑各志，参考前代史籍、杂记，取其精萃，汇编而成。《闽书》百五十四卷，分二十二门，可谓分类较为完备的方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标目诡异”，显然，体例尚不够完善。《闽书》成书年代较晚，书中记载了不少宋、明的可贵资料，保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价值不可低估。从福建修志发展史分析，《闽书》可谓集前代志书之大成。《闽书》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曾经补纂过。现存有崇祯二年（1629）刻本。明代修纂福建省方志尚存计有七十八部，其中，省志三部，府志二十五部，县志五十部。已佚者，计有百九十七部，其中省志三部，府志三十八，县志百五十六部。
    清代，福建修纂四部省志。福建省总志修于康熙年间，由郑开极修纂，凡六十四卷，告竣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书称《福建通志》。但郑氏《福建通志》于清代人多所不知。因此，曾误认清代福建一省之通志的始创，是清雍正、乾隆间谢道承的《福建通志》。萨士武《福建地方志考略》云“道光通志序列清修历次通志，不及郑志，陈衍修新通志，亦谓郑志始终不传，四库亦不著录，而未载入艺文志，殊可异也。”清世宗曾在雍正年间下诏修志，之后全国各省志相继告成。此次举国修志，影响颇大。谢道承《福建通志》即诞生于此际，较为世人所瞩目，而郑开极《福建通志》因无传本，世人多误传谢志为清纂首部福建省志。谢道承、刘数与的《福建通志》奉诏纂修于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二年（1773）书成。这是清代福建省第一部省志。郑、谢二志，间隔五十余年。谢志去旧志之烦芜，未当者，删汰冗文，别增新事。其疆域制度，悉之现行为断，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是志凡七十八卷首一卷图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是志云：“于体例亦颇有当”。是志除有乾隆二年（1737）刻本外，另有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清代福建的第三部省志为沈廷芳的《福建续志》，问世于乾隆年间，记事基本上与前志同，略有增补，体例稍有不同。沈廷芳在自序中云：“典谟继述星野而迄杂记为门三十有二，为卷九十有二。事例仍前，而取义稍别。有前志已载而复补者，学宫载圣门弟子，祠祀记列祀姓氏是也；前志未载而特增者，郡邑添福鼎，兵制列海防，选举增词科，人物徵史传是也；前者有而易之者，方技置列女之前，寺观附方外之末是也；前志有而更名者，我朝差科尽一捐载户口，而不载户役是也。”《重纂福建通志》为清代福建省的第四部省志。陈寿祺任总纂，始修于道光九年（1829），计四百卷。陈寿祺去世后，由高澍然继任总纂，后又改由魏敬中为总纂。刊刻于同治十年（1884），因而此志有“道光志”或“同治志”之说。道光志的原稿四百卷，而同治志仅二百七十八卷。原来陈氏道光志稿曾被删毁。时长乐梁章钜与陈寿祺同居福州黄巷，由于广宅之事，相处不睦。陈寿祺死后，高澍然将陈补入通志之儒林中，对此，梁章钜甚为不满，便联合乡宦，肆意诬告通志，迫其志局解散，原稿删毁。魏敬中改任总纂后，虽汇集了散佚中幸存的零星旧稿，但终与原稿相去甚远。道光志原稿中的各家分著部分，从书目中所能见到者有王捷南《闽中沿革考》，陈善《福建国朝列传》，高澍然《福建历朝宦绩》四十卷、《闽水纲目》十二卷，河治远《方言考》，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张绅《怡亭文集》二十卷等，其撰著者均系原道光志局的分纂。同治九年（1883）还有《福建通志山川古迹订讹》的抄本。二百七十八卷的《重纂福建通志》，重纂于道光十五年（1835）。魏敬中在收集和整理道光原稿中，做了大量工作，其功不可没。是书三十三门。各门之中，无论在资料审核或史实考据，都是雍、乾二志所不可及的。但体例上仍有不尽完善之处。有清一代福建修纂志书尚存百五十部，其中省志四部，府志三十八部，县志一百五十六部。已佚者共四十九部，其中省志一部，县志五十六部。
    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陈衍修成的《福建通志》，可称福建省志的最后一部。全书卷帙浩繁，计六百卷之多，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由于参预纂修的人员众多，水平不一，致使志书各部分的质量相别甚大。是志体例基本仿宋代史学家郑樵《通志》体。是志最大的缺欠是记述内容以清宣统元年断，于民国年间的新事物几乎没做任何记述，对辛亥革命的记载仅寥寥二百余字，实属一大遗憾。民国年间修纂的福建省志书尚存五十七部，其中省志一部，县志五十六部，已佚者，共五部，皆为县志。（郑宝谦　　王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