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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与台湾

科举可分成秀才——举人——进士三个考试阶段。我们中国一向非常重视科举，在清末以前，中国人身为男子汉，都以取得科举资格为荣。因为，读书人必须在中举以后，才能获任官职。即使运气不好，中举后无法任官，也能在地方上保持士绅的地位，或任幕宾，或受聘为书院教师，生活都能够保障无虞。
以清代来说，台湾各地文风最盛，中举较多的，南部为今台南市与高雄县的美浓镇；中部为今彰化、台中一带；北部以新竹为多；台北则以士林与大龙峒两地最多。大龙峒与士林甚至还各自夸耀“三步一秀，五步一举”呢。
有人说，中国特有的科举制度始于汉朝的时候，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事实上，汉代是行“举孝廉”的任官制度。也就是说，皇帝叫地方官推举对父母孝顺、德行优良的人来任官，而不必经过层层考试。
科举实际始于隋唐。为什么科举会从隋唐时代开始呢？因为，到魏晋南北朝为止，古代中国的政权几乎全为贵族豪门所控制。皇帝往往只能管辖中央，地方则由贵族豪门来治理。隋炀帝想要整治贵族势力，于是创制科举，规定：不论士农工商，只要三代以内身家清白者都可参加考试，机会一律均等，考中科举的人则予任官。以前，官职全由贵族豪门把持，现在士农工商都有机会任官了，才把贵族豪门的势力肃清。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创始科举，可说是政治上的一大改革，在当时算是很前进的做法。
当然，对于考试制度，原来的贵族豪门是极不满的，也表现出强烈反抗和百般阻扰。台湾有个五王庙传说：王爷有三百六十姓，原为唐朝的三百六十位进士，后来奸臣谋害他们，把他们囚禁在天牢里，关死后，阴魂不散，而变成了瘟神。虽然这个传说只是民间捕风捉影捏造的故事，但也反映了唐代贵州豪门反抗考试制度的心理。
唐代的科举只有两个阶段，凡考中秀才，再考取举人，就可以成为进士。确立秀才——举人——进士三个考试阶段的制度，是宋代以后的事。而且一直维持到清末废止科举为止，中间只有元朝初期中断过；后来蒙古人发现，中国人非用考试制度治理不可，于是又恢复了科举制度。
当唐朝确立士农工商机会均等的考试制度的时候，欧洲正是黑暗时期，社会全被贵族化的武士垄断了，农民也都沦为农奴。东西比较起来，我们可以说，科举——这个国家的官立考试制度，是很合理而又进步的制度。至少它有合理的一面，所以，无论中外，都有学者赞美这个制度。今天在西方，一般国家行使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宪法；国父孙中山制定五权宪法，在三权外增加考试、监察两权，就是承袭此一优良传统制定的。
在理论上，科举制度提供了士农工商都能参加考试的机会；实际上，农家子弟因为家贫而元法赴试，商人则因擅长生意经，而对考试提不起兴趣。因此，参加考试渐渐变成了书香门第子弟的职事，有钱的书香门第子弟固然要赴试，没钱的也一样去考。
在科举时代，有些人考不上，却千方百计希望下一代能够中举。例如妇女怀孕的时候，便会买一个镜子，刻上“五子登科”的吉祥字眼，此为咒术行为，这样，生五个儿子至少可以中一个秀才。
又如，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是科举最高的荣誉；有钱人喜获麟儿时，便到店里私铸刻有“状元及第”四字的银币，赏给亲朋佣人。到了小孩学讲话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就要他背诵下列廿五个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上、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八岁即需进书房念书。由于小孩愈早念书记性愈好，在恶性竞争下，有些小孩甚至才五、六岁，就被送入书房念书了。
念书的第一课是先背千字文、三字经与千家诗，背熟悉后再开始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五经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与左传。）由于老师通常都是失意的读书人，教法也不外乎“背”了。
在四书五经里，大学与礼记有重复之处，扣掉这些重复的文字，四书五经共计有43286字。我们假设一天背两百字，则必须花费六年的光阴，才能把四书五经背完，由此可见，要考中秀才并不是容易的。科举第一阶段的秀才考试，都在当地的府治、州治与县治举行。例如台湾，在台南、凤山、彰化、新竹与台北等地都设有“考棚”。清光绪年间设台北府城时，台北的考棚设在今市议会、市党部一带，即今忠孝西路旁。忠孝西路当时是城墙，考棚的大门则向着青岛西路。
很难得的是，凤山市的考棚现在仍存有断垣残壁，设在今城煌庙旁。
考秀才必须经过数次考试，并不是一次就可完成的。又，秀才的正式名，称为“生员”，学生官员的意思。一个青年考中生员以后，就算是地方士绅了，对于地方官与士绅，也可以做对等的交际了。所不同的是，生员有学生的身分，严禁对政治发表言论。
有钱人中秀才后，便开始准备考举人。没有钱的人，往往因为赴省城考试花费很多，而放弃机会。尤其台湾隶属福建省，考举人必须渡海远赴福州才行，没有钱的秀才没办法去，只好做衙门的“幕宾”（相当于顾问或秘书的地位），或教书糊口。
秀才的考试称为“院试”，举人的考试称为“乡试”。乡试通常三年举行一次，如果三年中遇有皇室庆典，可加考一次，称为“恩科”。
台湾秀才远赴福州乡试，行程很苦；而且闽南话与福州官话不通，台湾的人一般都听不懂，再加上台湾孤悬海外，极少师资（不是台湾的青年素质不好），因此在早期没有人中过举人。
问题是，台湾的居民向来具有浓厚的反清复明的意识，当地没有中过举人，使得清廷非常害怕，惟恐生事，于是比照甘肃省的例子，乡试准予保障名额。
乡试场所称做“贡院”；全国最大的试场是北京贡院，其次为南京贡院，北京与南京的贡院都可以容纳一万几千人，又科举考试是一个人分配一个独房，所以北京与南京的贡院都各有一万几千个独房。
福州贡院并没有如此壮观，但也有不少独房。这些建筑到民国以后，都仍然存在；而且福州城还有一个地名叫“贡院前”呢。
乡试时间定在农历八月九日至八月十六日间，为期一个星期，在这七日间，共举行三次考试。
从八月九日敲过三通鼓后，考官随即引率生员（秀才）及其它有关人员进入贡院，然后把院门关闭，与外面交通完全隔绝。
在贡院里，考官有考官房与卧房，另有专人侍候。应考生员则住在仅有约四张榻榻米大的独房，有门通向房外，七天住下来可说苦不堪言，而且应考生员没有人侍候，一切得靠自己，三餐也自己负责，吃自备的“咸光饼”和干粮。这种日子对于刻苦家族出身的生员，大概还不成什幺问题；但对于大富人家子弟就吃不消了，称得上是他们一生最艰苦，最难过的七天。
除了生活上的问题以外，一般考生写答案时，心情都会很急躁。夜里想睡觉，看见对面独房的灯还亮着，又不敢放心睡，只好起来继续作答——这样两三天下来，有不少富家子弟熬不过，变的精神错乱了；甚至有体弱多病者因此死亡的。
为了防止舞弊，对于死人尸体，考官也只好从墙头丢出去。精神错乱的则常常半夜看见鬼，所以自古以来关于贡院的鬼话真是不胜枚举。
我们中国人自古相信“万恶淫雨为首，百善孝为先”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并且迷信读书人如果患淫，科举一定不会及格。因此，有些人进入独房考试时，夜里想起自己曾经涉足青楼嫖玩，可能不会及格了，因而心悸胆怯起来。也有人或因曾经私通寡妇，迫使吊死，因而在独房看见吊死鬼，吓得无法作答的。
相反的，平日常做善事的考生却信心十足，笃定自己一定会金榜题名。
科举考试的科目包括四书、五经和“策论”（即政论）。一周考完，把考生放出来后，考官开始阅卷。由于考卷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阅卷很公平。如果有舞弊情形发生，考官往往被判严刑，这是与今天不同的地方。
科举考试时对于防止舞弊已经很严密了，但舞弊情形还是有的。
例如清代以前，严禁商人印卖“模范答案”和袖珍本之四书，但仍然有人偷印。尽管进场前检查很严格，也照样有人带“模范答案”进去。最妙的是，有人还把答案抄在衣服上，堂而皇之的穿进去，等到夜里，巡试的人睡觉了再拿出来看，可说是最好的舞弊方式了。
台湾生员在福州考中举人，未返乡前，台湾各地官员会派人到举人府上“捷报”。捷报传来，必须赏给衙门差使银两。当然，举人家里对于这种负担，是不会有牢骚的。今天在新竹县竹北乡叫“六家”的地方，即前新竹县县长林保仁先生府上，仍可看到“捷报”的真面目。
大龙峒（今大同区）名望家陈维英（今圆山动物园原为陈府花园）在道光年间考中举人，其中还有一段趣闻：
据说陈维英年轻的时候，天天游荡不念书，陈妻苦劝不听。有一年的中秋夜，陈府请来了许多亲戚朋友，年轻的聚在一起玩状元饼，约定每个人都要做击钵吟，谁最先做好，谁就可以拿状元饼。陈维英因为平日不念，吟不出诗来，而觉得非常丢脸，从此奋发读书，终于中了举人。
以前，陈维英的妻子常常骂他：“像你这种人能够中举的话，狗也会穿裤子了。”所以，当陈维英中举返乡时，邻家有只狗便穿着裤子走进陈宅，对陈妻可谓一大讽刺。
陈维英这段故事，今天大龙峒的人仍然引为笑谭。
中举当然是件非常高兴的事，因此而发疯的也不少呢。儒林外史中记载说，范进获知中举后，兴奋过度发疯了，直到岳丈大人一棒下去，才把他打醒。
通常中举就可以任官，像穷人家中举，当个知县、知府，即已足够使人刮目相看了。但一般富家子弟不会以此自满，他们仍要继续准备考进士。
前面已谈到考秀才的“院试”与考举人的“乡试”，现在我们来看看考进士的“会试”。
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要把全国十八省的举人集中一处考试，日期是相当不好安排的。
与乡试一样，进贡院考进士也必须经过覆试。考官则由皇帝派任有学问的官员主考，称为“阅卷大臣”。通常，阅卷大臣决定谁及格后，谁就算及格了。然后再把及格进士请进宫里，在皇帝前举行“殿试”。
“殿试”时，皇帝无暇全天候视察，只是出面一下，而另外指定“读卷大臣”主持考试。至于殿试内容，是以“策论”（政论）为主，作答方式必须每行都降低两格，遇皇帝字眼时才可抬头。若写到皇太后，必须超出格子一字写起。此外，答案开始一定要写“臣对臣闻”（臣对皇帝答复……），文末还必须写到最后一行一格。由于中文的虚字很多，如而、矣、呼、哉、……等，可用来填补空格，所以，古人要应付殿试的规定实在不难。
“读卷大臣”监考殿试，当天还需评监考卷，评监出来后，再召集进士在皇帝面前宣布名次。历代皇帝昏庸的通常不出面干涉评监结果，但也有不少爱管事的皇帝，会在读卷大臣评监后，再亲自评监一次，或者以面貌来决定名次。所以，读卷大臣决定的状元（殿试第一名），往往会被皇帝推翻。
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最初并没有殿试这个过程。当时，考官往往把中举书生收为自己的门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党争（学阀间的斗争）。为了预防党争，皇帝干脆把进士收为自己门生，所以才举行殿试。
在科举时代，考中状元是人生最高的荣誉。本来，中举后官方就会设宴款待，状元按例还必需坐大位，可说荣耀至极了。所以，古来平剧里很多结局都以状元及第收场，反映出古人以中状元为人生至高理想的心理。
不过，我们从历史也可以发现，真正有骨气的士大夫，无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这种精神，更是今人所需要的。
能够中进士已经了不起了，不过，年过半百才考中进士的例子也很普遍。甚至还有熬到六十岁或七十岁才考中进士的。这时他们已无力任官，考中空有虚名罢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解决部分高级就业的问题呢。
宋朝曾经有人高龄七十三了才考中进士。在殿试时，皇帝看他又瘦又老，非常可怜，叫他出来问：“你一定子孙满堂，很幸福了！”老进士回答说：“臣读了几十年书才考中进士，没有机会结婚，那有子孙呢。”皇帝马上赏他一个宫女。从此以后，人们看见年纪老的进士，便讽刺他：“五十年前二十三”，也有人用以自嘲的。
考中状元后，是不是都能做到宰相呢？
事实上，考中状元而做大官的人很少。到清朝末年为止，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以状元身分任宰相的才二十多人。就好象今天，考大学第一名的人，毕业后事业不见得最有成就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考中状元做宰相最有名的是南宋忠臣——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可说是中国士大夫忠贞报国的典范，连元世祖都称他为“真男子”。
赴京考举人、进士，是需要一笔旅费与交际费的。根据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政定的统计，以明末米价折算，最起码要花去六百两银子，相当于新台币一百几十万，较之今天留学美国三年的费用，还算是便宜的。
科举制度施行一千多年来，一般人都公认它是公平的制度，至少比贵族豪门垄断政治要好的多。不过，当时也有很多人批判科举。最早是北宋时代“革新派”的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除了对当时的商农政策提出改革外，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案，科举使得文人死背古书，对实际行政毫无用处，还不如设立学校，针对现实问题实行教育。
由于保守派的打击，王安石革新并未成功，甚至因而丢官。但是王派势力很大，继续提倡设立学校，因此，宋代以后陆续设立了很多书院。
在清代，台湾到处都有书院，目前留有遗构的书院列举如下：台南市有蓬壶书院、奎楼书院。凤山市有凤仪书院。鹿港镇有文开书院。彰化和美镇有道东书院。（今地方政府正计划整修文开与道东两书院，当做古迹保护）
台中县大肚乡有磺溪书院（磺溪书院即将倾圮的大门残壁，今仍伫立在荒草蔓野中，颇有废墟之美）。南投县草屯镇有登瀛书院。南投县南投镇有蓝田书院。南投县集集镇有明新书院。苗栗县苗栗镇有育才书院。台北市龙山区有学海书院。台北县泰山乡有明志书院。其它不留片甲遗构的书院此处暂且不提。
书院与科举究竟有没有关系？
一般书院的山长（即校长）都请名举人挂名，但在书院内执教的老师却连举人都考不上，所以学生并不重视老师，宁可回家自修四书五经，有钱人家则聘选饱学之举人进士来教授子弟，以应付科举。因此，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书院与科举是毫无关系的。
尽管书院与科举没有关系，但它对地方还是有贡献的。例如书院传授传统的学问及伦理道德等，对地方住民的教化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科举考试除了文科举外，另有武科举，也同样分做秀才——举人——进士三个阶段。
在我们中国，传统上是重文轻武的，但台湾不同。因为台湾早年常有土番出没，海盗也很多，清廷官府没有办法应付时，有时便把地方上某些角落的的治安权交给武举人，所以，台湾的武举人是挺威风的。
例如基隆市暖暖区的王举人，就是颇具权势的武举人之一，他的邸宅非常壮观，房舍旁还用石头筑了一座大监狱，这都是官府赋予武举的权利。可惜王举人的邸宅在建设暖暖工业区时，完全被毁了。
必须提的是，中举好象一步登天，但名落孙山时的打击和悲哀也相当大，也常因此怀恨在心而举兵叛乱。例如唐朝末年黄巢举兵作乱，唐朝衰亡，黄巢之乱可说是最大的原因。又如明朝末年，牛金星因为考试不及格，而煽动李自成，自任李自成的军师作乱。明代江山所以倾倒，李自成之乱也是最大原因。
此外，清末广西人洪秀全，由于秀才都考不上而发疯，并梦见耶稣封他为弟弟，而拿其一知半解的基督教发起太平天国之乱。
除了叛乱，也有人在名落孙山后看破名利而埋头写作，像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和剧本，很多都是科举不及格者撰写的。
事实上，中举者不过做做官而已，但有些不及格者，却因此发愤写作而千古留名！
台湾中举的人很多，北部最有名的是陈维英，中部以施世榜最有名。
有人说，施世榜是替清廷打台湾的施琅的后代，其实他们两人毫无关系。施世榜的祖籍在哪里今已不明，只知迁来台湾时最早定居凤山县，施世榜于康熙三十六年考中举人，后迁居今天的彰化县。
施世榜见彰化浊水溪以北是一片大平原，没有灌溉无以成良田，便投下私财，在父子两代内完成八堡圳。
八堡圳从今天的彰化二水乡取水，开一条水路横贯彰化大平原后出海。八堡圳完成后，彰化县南部才呈现了处处良田的局面。国父说：“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施世榜即为此一典型。
施世榜的祠堂在今鹿港天后宫右边厢房的一个房间内，一般人到鹿港，拜过妈祖即打道回府，不知顺道参观施氏祠堂，真是可惜。
至于台湾客家籍的举人以吴子光最有名。吴子光祖籍广东省嘉应州，同治四年中举。
吴子光半生都住在今台中县神冈乡三角村的吕家。吕家是当地望族，吴子光不仅在吕家教书，还广收门生，像清末进士丘逢甲就是他的门生之一。此外，吴子光所著《一肚皮集》，到今天仍然是研究台湾文献者所必读的。
谈到进士，台湾在康熙廿二年即已归纳为清廷领域，但始终没有出现进士，甚至当地住民都已看破了。一直到道光三年，才总算出了第一个进士，那就是轰动全台的郑用锡，称为开台进士。
郑用锡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的金门岛，他的祖先很早就已迁居今苗栗县后龙镇，道光三年，郑用锡考中进士，声名大噪后，从后龙迁至新竹城里居住。
在台湾，只要考中举人便很吃得开了，根本不必要到内地做官求发展。考中进士当然更吃香了，所以郑用锡中了进士仍然住在台湾。当淡水厅厅治，新竹的城墙毁损　　　　　　　　　　　　要重修时，由于郑用锡最有“面子”，城墙便包给他做。
郑用锡晚年在新竹北门筑建“北郭园”，成了台湾的名花园，可惜今天空余两片墙而已。此外，新竹市北门今叫水田的地方，仍有郑宅“进士第”及“郑氏家庙”等古迹。新竹大众庙山上有郑用锡墓，规模相当壮观，郑家祖坟设在后龙，这两处坟墓都可当做古迹来保存。
客家籍的黄骧云也是著名的台湾进士之一。黄骧云原住凤山县（今高雄市与高雄县、屏东县一带），在美浓镇还有黄骧云故居，古色古香的古宅，应该列为古迹加以保存。
黄骧云后来移居今苗栗县头份镇，清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变时，黄骧云帮助官军平变，立功和很大，称之文武全才也不过誉。
黄骧云的诗也很好，“淡水厅志”收录了好几首，算是台湾清代闻名的诗人之一。黄在道光九年考中进士。
澎湖群岛在元代即已归入我国版图，但一直到清道光间才出现一个进士，那就是“开澎进士”蔡廷兰。
蔡廷兰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金门岛，（开台进士郑用锡也是金门人，可见金门与台湾的关系很深）后移居澎湖。今天到澎湖马公市的双头挂，仍可以看到蔡廷兰的故居。这幢精致的古宅，已相当破损，应赶紧加以整修维护才好。至于蔡宅附近的蔡氏家庙，因已用新材料改进，做为古迹的价值就减低了。
蔡廷兰曾经有段奇遇：有一年，蔡廷兰乘船要去厦门鳌峯书院，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后，在安南着陆。当时法国人还未侵略越南，安南仍然是中国的藩属。所以安南人视蔡廷兰为“上国之人”，不仅地方官设宴款待，并护送他到首都顺化见国王，华侨还送他许多药材，以防他在路上生病。
这段安南奇遇，蔡廷兰后来写成《越南纪程》与《炎荒纪略》两本书。今天我们能够详知当时安南的情况，得归功于这两本书。
根据蔡廷兰所记：安南王朝官员均穿着明朝官服，但赤足。安南国王除了赏赐他，视他为上国宾客外，还安慰他，等有船时，再送他回去。
由于蔡廷兰急着要回去，并决定走陆路，安南国王便派兵一路护送。到东京省（今河内附近），华侨又热烈欢迎他。出了东京，未至广西镇南关前，还看到一座大庙供奉着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在汉代，广东、广西与越南为马援所攻略，所以两广及越南都有供奉伏波将军马援的庙。台湾苗栗镇与公馆乡也有许多供奉伏波将军的庙，这是客家人从广东带来的信仰。
丘逢甲也是清末著名的台湾进士，已有很多人介绍过，我们在此不再多说。必须强调的是，丘逢甲也是个爱国诗人，他的诗：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春愁难遗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曾经脍炙人口。
科举制度维持一千多年后，到了清朝末年已被认为不合时流，而必须予以废止。事实上，世上凡事有利也必有弊，固然科举制度正如王安石所指出的学子拼命背死书，对实际行政无益是其缺失；但是，科举考试的公平与严格，却是今天可以取范的。而且科举制度的本质仍非常适用于今天，这也是国父所著《五权宪法》，能够得到全国人民拥护与支持的原因。
此外，科举制度的读书方法对于培养民族正气，也发挥了很大功能。
清光绪二十一年，根据马关条约，清廷欲将台湾割让日本之际，北京所有在台湾出生的进士联合提出抗议晋呈朝廷，反对割让台湾。
及至日本登陆台湾，地方官除了刘永福将军外，其它文武官员大多卷逃公款，或身逃内地。相反的，秀才与举人却纷纷募集义军，展开抗日战争。
例如住在今苗栗的秀才吴汤兴，便在新竹到彰化之间各地组织义军抗日，所以日军到了新竹以南，一路都受到吴汤兴的反抗。
台胞抗日战争中，以吴汤兴的八卦山之役最壮烈。吴军用粗劣的武器抵抗日军精锐的火力，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八卦山终于失守，义军几乎全军覆亡，吴汤兴壮烈成仁，消息一人传到苗栗吴家，吴汤兴之妻马上上吊殉节成仁。
对于光绪二十一年一连串的抗日战争，后人称之为“乙未之役”。值得深思的是，今天我们纪念“乙未之役”抗日烈士时，对于留有子嗣的烈士大为表扬（因为子孙的争取），可是，像吴汤兴这种全家已壮烈成仁的烈士却未予重视。事实上，有谁比吴汤兴的阵亡更壮烈呢？何况吴汤兴是一介文人，不是武人而战亡，加以妻子殉节，这样的爱国志士不纪念，我们还能纪念谁呢？
除了吴汤兴外，今台南县将军乡诸生（候补秀才）林昆冈，也是文人抗日的范例。林昆冈听说日军已经攻陷彰化，乃揭竿起义，应者一百数十人，久战日军于铁线桥。
“铁线桥”是今台南县新营市西方一个古老的村落，早已被人遗忘。但在清代，铁缐桥是南北交通必经的繁荣村庄。林昆冈在此反抗日军，最后也因土制武器不敌日军而阵亡。据说林昆冈中弹后并未仆地，而是站着死亡的。
日军打到台南时，又遭遇据守台南之刘永福将军的抵抗，但是这场忠勇奋战最终也失败了，刘永福只好撤回内地。
另外，六堆义民的抗日也是可歌可泣的。六堆是下淡水地区客家人的自卫组织，成立于康熙年间开发下淡水（今屏东大平原）之际，一直连绵至今。现在的六堆组织虽已改为财团法人，但对于地方公益事业与讲学的贡献仍不减当年。
六堆组织的抗日战争也是当地秀才领导的。今天我们到屏东县佳冬乡，仍可以看见六堆义军与日人作战时，所据守的一栋古屋。
及至日本人完全控制台湾，开始所谓“台湾统治”之后，最初十几年，台湾老百姓连年展开抗日游击战，日本人称之为“土匪”（日本文献亦如此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无法应付，只好派任武人（大将）来担任历届总督，以武力压制政策统治台湾。
即使受日本人统治，一般人仍然很看得起秀才举人。例如大户人家遭逢丧事，一定会请秀才穿长衫马挂，担任坟场的“点主官”，并给予优厚酬劳。替人写寿屏（生日用）、墓碑、墓志铭、店铺招牌等的收入也都相当可观，做为零用已绰绰有余。
此外，各地兴建庙宇时，庙宇的匾额对联也都是酬请秀才举人来写。像日据大正初年陈氏大宗祠重建时，便网罗了台北各地的秀才举人来写对联。陈氏大宗祠位于今台北市宁夏路27号，原来设在今总统府附近，日据时期被迫迁至宁夏路现址，宗祠走廊、正殿与门上，留有台北地区所有秀才举人的墨迹。所以陈氏大宗祠不仅是一座大宗庙，也是日据时代秀才举人的纪念物。
在大陆，由于秀才举人很多，并不太受重视。但在台湾，只要考中秀才，便相当体面了。即使一到了日据时期，一般人仍尊称秀才的妻子为秀才娘，称其母亲为秀才妈，全家人都可在社会上享有荣耀。
例如今桃园县杨梅镇一处偏僻的峡谷，因为出了一名秀才，峡谷地名即称为秀才窝。各位若从杨梅搭乘新竹客运班车到新竹县新埔，路上便可看到秀才的站牌，并可经过［秀才桥。
因为出了一个秀才，连地名都要更改的情形，在大陆上是很少见的。更滑稽的是，大陆上每一个地方是先有孔子庙（从汉代已有），再有进士。台湾则不然。例如今宜兰市，本来没有孔子庙，但在道光年间出了杨进士以后，当地人士认为非有孔子庙不可，才兴建孔子庙。可惜的是，今天已找不到前清时代的秀才举人了。